上世纪20年代，拍摄北极或南极甚至非洲土著的探险电影非常流行。但是，弗拉哈迪第一次把游移的镜头从风俗猎奇转为长期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表现他们的尊严与智慧，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并且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弗拉哈迪所开创的这种拍摄模式直到今天仍为纪录片工作者所尊奉。
导演 罗伯特·弗拉哈迪
1884年2月16日，罗伯特·弗拉哈迪出生于美国密歇根铁山脚下，父亲是位探险家。弗拉哈迪回忆说：“当我长到十几岁时，总盼望着同父亲一起探险，我们常常一走就几个月，夏天划着小船，冬天穿着雪鞋。
”1896年，弗拉哈迪跟随父亲来到加拿大的雨湖地区开采金矿，他喜欢这里天然的原始状态。
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密歇根的矿产学院，但没能毕业。据说学校认为弗拉哈迪没有成为专业矿业者的资格。大学时代也并非没有收获，他学会了拉小提琴——这是陪伴他一生的爱好，也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哈宾达。
后来，弗拉哈迪三次去北极探矿，旅程的最后弗拉哈迪确实发现了一些铁矿，但开采价值微乎其微。他获得的唯一奖赏是加拿大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处小岛。
他想把探矿中拍摄的胶片剪辑成一部探险影片。就在将要完成的时候，从桌子上掉下的烟头把胶片点燃了，弗拉哈迪也被烧伤。唯一幸运的是，他保住了生命。
胶片烧掉了，他决定等到春天再一次去北方。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拍摄计划直到1920年才在法国皮毛商雷维永兄弟的赞助下实施。这一年，他已经36岁。
主演 纳努克一家
哈德逊港的一间小屋是弗拉哈迪的住所，他找到优秀猎手纳努克一家作为主要拍摄对象。第一场拍摄的就是猎海象，拍摄前，弗拉哈迪对纳努克说：猎捕海象时如果有任何情况干涉了我的拍摄计划，一定要放弃捕杀；记住：我要的是你捕象的镜头而不是它们的肉。
其实，当时爱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
为了拍到更为原始的场景，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用父亲或祖父的方式表演生活，商业的侵入、人与人的矛盾都被他挡在摄影机镜头之外。电影史家称弗拉哈迪为浪漫主义者。
拍出第一批胶片，弗拉哈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冲洗，他的敌人是寒冷的天气。如何过滤混入水里的狗毛和爱斯基摩人衣服上的鹿毛同样是个难题。
爱斯基摩人的房子是用冰块砌成的，叫伊格鲁。冰屋通常大约为12英尺宽，弗拉哈迪需要的却是25英尺。纳努克没造过这么大的冰屋，花了几天时间实验，却一次又一次塌下来，每一次倒塌，同伴们都轰然大笑。
因为冰屋是黑的，纳努克用冰做窗户，还借用太阳的反光照明，这是爱斯基摩人在生活中的创造。纳努克教儿子射箭的细节淳朴动人，祖辈传统在劳动的间歇传递，简单的动作传达出父子亲情。
冰屋在拍摄时被迫削去一半，因为没有照明，拍摄只能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纳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的刺骨寒风里表演起床。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这是弗拉哈迪的信条，他把悬念和戏剧性引入了纪录片。
弗拉哈迪在北极生活了16个月，胶片已经用完，准备动身回家，纳努克惘然若失，依依不舍。弗拉哈迪指着身边河床的石子说：“会有像石子一样数不清的人看你的电影。”
几年之后，弗拉哈迪为一些杂志撰写探险游历的系列文章，并在妻子的协助下，于1924年出版了《北方纳努克》一书。弗拉哈迪在他的书中记录了爱斯基摩人在北极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在拍片过程中的种种趣事。影片拍完后，第一批观众就是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弗拉哈迪在书中这样描绘：“他们（爱斯基摩人）一直向后看放映机的光源，就像看银幕一样，我以为这次放映不会成功。突然一个人大喊：‘抓住它，抓住它。’
他们以为海象真的会跑掉。当时屋子里一片混乱。爱斯基摩人在胶片中看到了自己和同伴的影子，他们开始互相耳语，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忽然之间，他们仿佛理解了我所做的一切。”
电影上映
弗拉哈迪先把片子给派拉蒙公司，看完样片后经理走过来，和蔼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非常抱歉，让观众去看这部片子是勉为其难的，“你到北方去历尽了辛苦，却落得这般结局，实在令人惋惜。”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法国百代公司同意发行。
1922年6月11日《北方纳努克》在纽约首都剧场公映，一炮走红，观众如潮，一位评论家将《北方纳努克》比作古希腊悲剧。《北方纳努克》是弗拉哈迪三次北极探险的结晶，它不仅开创了用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学纪录片类型，也为纪录电影提供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拍摄模式。
《北方纳努克》是世界记录电影史光辉的起点。
幕后
纳努克一家因为参与拍摄，忽略了正常的捕猎活动，没有攒够食物，在弗拉哈迪走后的那个冬天全家饿死了。
关于“虚构”
本片很多情形比如建造冰屋，狩猎方式都是导演刻意编排，并非当时真实情况。对于这种“虚构”的情形，请参阅文章：《史上最成功的“骗子”》https://www.douban.com/review/1353807/
除了影像表达本身的局限性和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之间的反差之外，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纪实上的“断点”，过去的历史事件、私密领域的场景等等难以被镜头捕捉到的画面，也给纪录片的纪实造成盲点。因而虚构是合理而且必须的。只要这种虚构是建立在围绕着“事实核心”，通过“影像的搬演、再现与建构，来超越历史时间、现实空间、文化差异、意识形态、认知表达、心理情绪等存在的限制，所进行的一种主观的创造性重构。”（《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