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影(underground film)五十年代末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秘密放映个人制作的实验性影片的运动。不久后，这个词就被用来指称美国和西欧的一切实验电影。
1.简介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多次对一个专门放映实验电影的电影资料馆进行干预，因为那里映出内容淫秽，放肆地描写性爱、同性恋、易装癖、色情舞会和颓虚生活方式等违禁题材的短片。有一次还逮捕了这种放映会的组者． "美国新电影集团"的首领约·梅卡斯。由此，这类实验影片的制作和放映活动便愈来愈转入地下，因而得名。
地下电影运动的初期代表人物是杰克·新密士(《燃烧的生*物》，1963，等)和安第·瓦霍尔(《吻》，1963，等)．在他们的影片里，引人注目的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和毫不掩饰的虚无主义思想，而不是表现技巧上的创新。诚如约纳斯-梅卡斯在1967年发表的《我们在哪里--地下?--"美国新电影"》一文中宣称： "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因此我们要完全开放。我们将朝任何方向行动……我们就是一切事物的准则。"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愈来愈多的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实验电影导演加入了地下电影的行列，并明确提出要使电影成为一种现代派的艺术，尽管这些个人影片制作者风格迥异，竞相标新立异，但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无例外地使用18毫米胶片，以此作为与商业电影相对立的一个标志：是在题材上继续趋向于性的表现和鼓吹反传统道德观念．如美国影评家帕克·泰勒所指出的： "地下电影的历史是从这样一个论断开始的：电影摄影机的最重要的、不应该被遗忘的功能着之一，就是要深入到那些成为禁忌的领域中去，这些领域对于照相性的再现说来过于隐私，过于令人震惊，过于不合乎道德规范。"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地下电影运动也出现在西欧各国，特别是西德、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西欧地下电影的主要倾向是拍摄结构主义的抽象影片，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马尔科姆·勒·格里斯和彼得·吉达尔，西德的成尔纳·奈克斯和奥地利的彼得·科佩尔卡等。
2.五十年代
《武训传》
出品单位：昆仑影业公司
编剧：孙瑜
导演：孙瑜
演员：赵丹、黄宗英
剧情：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未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武训出身贫寒，曾随母亲靠乞讨度日。他深切地体会到穷人读书识字的必要性，因此不惜几十年唱歌卖艺，积攒善款，筹办义学。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背景：《武训传》从1948年夏天开始由中国制片厂筹摄，解放后又经原编导者修改，于1950年10月由昆仑影业公司完成。影片公映后，毛泽东为《人民口报》写了《应重视电影的讨论》的社论。由江青等人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新中国第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由此开始。
《早春二月》
出品年代:1963年
出品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原著：柔石
编剧：谢铁骊
导演：谢铁骊
演员：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
剧情：1926年，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知识青年萧涧秋应好友陶慕侃之邀来芙蓉镇教书。他的老同学李志豪在前线阵亡，留下穷困的文嫂和孩子。萧涧秋同情文嫂，并帮助她的女儿上了学。陶慕侃的妹妹陶岚和萧涧秋之间幔慢产生了爱意，引起富家子弟钱正兴的嫉妒。不久、关于萧涧秋和文嫂之间关系嗳昧的消息在小镇上传开。肃涧秋决定牺牲自己与陶岚的爱情，娶文嫂为妻。北伐开始了，文嫂却因屈辱而投河自尽。萧涧秋愤然离开芙蓉镇，陶岚也追他而去。
背景：1962年，中国略微从自然灾害与狂热的政治运动中缓过气来，文艺界也稍稍有了喘息之机。一些电影工作者恢复了创作活动，并拍摄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电影作品，这其中包括《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重要影片。但很快这些电影都遭逢厄运，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严加打压。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改映的机会、这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人民批评之用。
3.八十年代
《苦恋》
出品年代：1980年
出品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白桦、彭宁
导演：彭宁
演员：刘文治、黄梅莹
剧情：一对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毅然决定重返祖国的怀抱，他们的孩子也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呱呱落地。但这对爱国华侨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他们的女儿从小也受尽歧视。男主人公在逃亡中冻馁而死，临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女儿执意出国。在亲人试图挽留她的时候，她感慨父辈对祖国的单思之情。
背景：《苦恋》改编成电影后更名为《太阳和人》，但前者的影响无疑更为巨大。这部影片在举行内部放映的时候引起很大争议。随之而来的是贯穿于1981年全年的对该片的批判浪潮。本片从未公开上映，因此后来的人们只能通过白桦的剧本了解该片的一些基本情况。
《芙蓉镇》
出品年代:1986年
出品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阿城、谢晋
导演：谢晋
演员：刘晓庆、姜文、郑在石、徐松子
剧情：胡玉音和丈夫黎桂桂在芙蓉镇以卖米豆腐为生，有"豆腐两施”的美誉。“四清”运动中，以李国香为首的工作组把胡玉音打成新富农，黎桂桂被逼自杀。二流子王秋赦在“文革”中也当上镇党支书，芙蓉镇笼罩在恐怖中。胡玉音与右派分子秦书田逐渐相爱，但秦书田又因为“反革命”被判刑十年。十年动乱结束了。秦书田平反回到镇上。这时王秋赦已变成疯子，他敲着破锣，嘶哑地叫嚷着“运动了，运动了……”
背景：谢晋导演的一部反映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小人物悲欢离合的电影。在当时引发了人们对“四清”“反右”“文革”等历史问题清算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它仍然还是一部谢晋式“哀而不怒”的电影，最终通过审查，修成了正果。
《妈妈》
出品年代:1991年
出品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秦燕
导演：张元演员：秦燕、黄海波、于绍康、潘沙全
剧情：影片讲述了一位被丈夫抛弃，独立抚养大脑残疾儿子的年轻母亲的故事。儿子冬冬在六岁时患癫痫性痉挛，导致大脑损伤。从此，妈妈梁丹开始了艰辛的生活历程。她坚信冬冬的病能被医好，并一次次试图唤醒沉睡中的儿子。她的努力给同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她的追求者和前夫造成了很多不便。这是一个在平淡中演绎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背景：获英国爱丁堡国际影评联合会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大奖，德国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影评奖。
4.92-95年
《蓝风筝》
出品年代：1992年
出品公司： 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萧矛
导演：田壮壮
演员：吕丽萍、李雪健、濮存昕
剧情：本片透过小孩铁头的眼光，反映了自1953年至1967年的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女主人公是铁头的母亲陈树娟，— 生际遇坎坷。第一任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在北方劳改时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好友李国栋为照顾铁头母子，成了第二任丈夫，但在大跃进后期的大荒积劳成疾致死。第三任丈夫是老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她也被划成反革命分子。本片以悲哀、灰暗的基调讲述几十年的故土旧事，透视埋在历史灰烬下的人的命运。
背景：文革历史的一部作品，但由于影片有香港及日本资金。故得以日本影片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曾获日本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为此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因此该片与导演所受到的处罚最为严厉。
《冬春的日子》
出品年代：1992年
出品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王小帅
导演：王小帅
演员：刘晓冬、喻红、娄烨
剧情：画家冬和妻子春住在狭小破敝的筒子楼，这对始于高中时期的恋人的感情成了乏味的例行公事，春暗中计划抛开这一切与前男友一起出国。冬带春一起回他的老家探亲，然而春却中途回了家，为美国之行收拾行装，几个月后，冬精神失常，被送进了医院……
背景：《冬春的日子》是中国电影最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之一。前可追比故人郁达夫等，同时代有众多艺术家们试图描摹自己的作品。西方影评界这样评价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如果你对中国电影的了解还来自于张艺谋或陈凯歌的话，那么年轻的独立电影人王小帅的作品《冬春的日子》将带给你一份新的惊喜。《冬春的日子》充满了一股狂热而又哀伤的情绪，王小帅以优美的影像和音乐打造了一曲稍纵即逝的爱的挽歌。影片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并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100部佳片之一（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88年的《红高粱》以最热闹的场面终结中国电影的八十年代，而92年的《冬春的日子》以冷峻空旷寂寞抑郁开启中国电影生存于地下的九十年代。
《北京杂种》
出品年代：1993年
出品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张元、唐大年、崔健
导演：张元
演员：巫刚、崔健、俞飞鸿
剧情：影片由几个琐碎生活引发的片断式小故事构成，大部分均是导演与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在北京，雨夜中，青年卡子（李委）和女友毛毛（喻飞鸿）在大桥下争吵，因为毛毛不肯打掉胎儿，她继而愤然离去。另一方面，摇滚乐手崔健与乐队正在采排之际，突然得悉排练场的负责人要把场地收回的消息，令众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一边厢的作家大庆（唐大年）决定为卖书为生的黄叶鲁（边境）找流氓袁红海（武啦啦）出头，把被骗走了的钱追回来。结果，钱没有了，反而是内哄起来，互相打骂，而崔健始终找不到排练场，只好激情地唱着“我要结束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风向前！”毛毛突然在卡子面前出现，并且抱着初生哭啼的婴儿。
背景：《北京杂种》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独立创作的影片。这部影片的主题集中在一批交杂着现实与幻想又充满着怀旧心理的年轻北京人身上。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设评委会奖，新加坡电影节评委会奖，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有希望导演奖。
《儿子》
出品年代：1993年
出品单位：北京表情文化有限公司
编剧：宁岱
导演：张元
演员：李茂阶、付德容、李季、李委
剧情：这是发生在北京一个家庭内的真实故事，父亲的长年酗酒导致了这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母亲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外出教学，以补家用。她竭尽全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但最终失去信心。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的父亲明显没有给他们做出什么好榜样，而他们对未来盲目的追求也使他们屡受挫折。剧中的主要演员均由故事中的原型扮演。
背景：1996年《儿子》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活着》
出品年代：1994年
编剧：芦苇
导演：张艺谋
演员：葛优、巩俐
剧情：大少爷徐福贵嗜赌成性，妻子家珍屡劝无效，带着女儿凤霞回娘家。当夜福贵输光全部家产，父亲给他气死。一年后，家珍带着女儿及手抱的男婴有庆回家，福贵痛改前非，走埠演皮影戏谋生。适逢国共内战，福贵先被国民党拉俘当兵，后被俘虏。好不容易获释回乡，庆幸一家团圆，却发现凤霞生病成了哑巴。数年后，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先后发生，有庆与风霞亦先后惨死.剩下凤霞难产生下的孙子馒头跟老人家继续活下去。
背景：本片以贴近生活的小人物通俗剧风格，反映数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活观，对大陆的政治运动荒谬性作出嬉笑怒骂的批判，是罕见的黑色喜剧，在大陆遭禁映。
《邮差》
出品年代：1995年
编剧：何建军
导演：何建军
演员：冯远征、梁丹妮、濮存昕
剧情：北京。某所不大不小的邮局，青年小豆是属于设置各类信筒的外线人员，一天邮局突然将他调回，第五区路段的邮差因违章偷拆人家信而被收审，邮局让他负责接管送信手续。在送信中，他越过了自己的身份与职责，介入了信，也介入了别人的生活。他偷窥，更改，甚至找上门去。于是生活也象一叠信一样被拆开，露出了不同于日常的面目，展现了一系列的秘密：通奸、卖淫、同性恋、吸毒。盖邮戳的场景是影片分段的重复性场景。第一次出现时让你惊诧于这个工作场景的真实的机械，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场景一再反复，盖邮戳的机械声音一声声的戳在心上，困境的压制让你体会到如剧中人一样的面对生活的软弱。
背景：这部电影是导演何建军得到鹿特丹电影节的一个基金的资助拍摄而成，并在欧洲完成后期制作的。从国外电影节或电影基金获取资金支持是不少青年电影导演的基本运作方式,也是他们完成的电影无法得以审查通过并与观众见面的根本原因。
596-00年
《爸爸》
出品年代：1996年
出品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王朔、冯小刚导演：王朔
主演：冯小刚、胡晓培、徐帆
剧情：本片改编自王朔90年代早期的一部小说《我是你爸爸》。讲述了丧妻的男人马林生与他一手拉扯大的儿子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这个在机关里混日子的小职员在对待儿子的时候，时而滥施暴力、时而摇尾乞怜,有时又满腔热情地和儿子称兄道弟。但最终父子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背景：《爸爸》是中国著名“痞子文学”作家王朔的电影处女作，也是他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部影片据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一些隐晦的讥讽，因此从来就没有在国内公映。富有戏剧性的是2000年的瑞士洛加诺电影节将本片评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票友导演王朔也许并不因此有太多的兴奋感：本片的公映为此又遥遥无期了。
《东宫西宫》
出品年代：1996年
出品公司：亚马逊娱乐有限公司
编剧：王小波、张元
导演：张元
主演：司汗、胡军、赵薇剧情：本片改编自王小波剧本《东宫西宫》。《东宫西宫》指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公共厕所，一个同性恋者们交往的地方。电影情节围绕一名警察和一个青年作家之间展开，这个作家曾经被警察逮捕过。北京，某公园（可能是“东宫”或者“西宫”），夜。这个公园是同性恋幽会的场所。公园派出所的警察小史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审一审，让他们交待自己的“活动”，以此消闲解闷。那个晚上他似乎是有意地逮住了阿兰，而阿兰也似乎期待着被捕。事情过去很久后，阿兰寄给小史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
背景：1991年，一个以健康研究为名的搜捕行动在北京同性恋圈中展开，执行者是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50多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审问，采血，问卷调查。这起被“第六代导演”张元称为“荒唐透顶”的事件促成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的问世。张元最初的设想是要拍一部类似以往作品的纪实电影，对同性恋群落的原生状态作一次全景式的描绘。这个意图也体现在片名上面：北京同性恋者的语汇中，“东宫”、“西宫”指的是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这个题目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同性恋亚文化的“公厕特性”。然而，作家王小波参与编剧后，全景图变成了“二人转”：警察与同性恋者，审问和坦白，较量和交流。观察的探针不只触到社会层面，更深入人物的心理层面。张元过去的作品往往被评为“题材上的争议性远远超过其艺术上的成就”，《东宫西宫》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剧本的文学素质。本片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编剧、摄影大奖。根据王小波的小说改编，讲述一对同性恋者复杂的心路历程，迄今未被准许上映。
《小武》
出品年代：1997年
出品公司：香港胡同制作公司
编剧：贾樟柯
导演：贾樟柯
主演：王宏伟、左百韬
剧情：1997年，山西汾阳。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粗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他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压马路，与他当时的“同事”大款说几句闲言淡语。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每当城里风声收紧，小武总是被公安人员第一个看押起来。
背景：这部影片的悄然问世及它此后对中国青年影人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标志性的。导演贾樟柯凭借《小武》在国际影坛一举成名，成为中图青年导演中后来居上的代表人物。他的拍片方式与其他独立制片人并无二致，走国际融资与发行的道路，基本与本土电影市场不发生任何关系。在国内，《小武》及其他类似的电影作品都是通过录像带或盗版VCD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赵先生》
出品年代:1998年
编剧：述平
导演：吕乐
演员：蒋雯丽、张芝华、陈怡楠
剧情：上海的下岗女工周若敏无意中发现她的教授丈夫赵先生与从前的女学生田静在搞婚外恋。第二天，田静告诉赵先生，她已经怀上了他俩的孩子。赵先生含糊其辞，令田静伤心失望，去医院做人工流产。闻讯赶来的赵先生在手术室外与田静的一位朋友动起手来。赵先生落荒而逃，被卡车撞倒。第二年秋天，已成植物人的赵先生被从医院接回家中。在赵的办公室里，周若敏与田静不期而遇，她们都是来为赵先生整理东西的。这时，桌上的录音电话传出了第三个女人的声音,她是赵先生遇车祸前一刻认识的。
背景：第五代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吕乐试图通过拍摄处女作《赵先生》，像他的同门师兄张艺谋一样成功转型成电影导演。但这一努力却开未取得太大的成效，虽然本片在瑞士洛加诺电影节获得金奖，不过依然未能摆脱在国内禁映的下场。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小说》据说因为情节晦涩，也处在封存状态中。
《鬼子来了》
出品年代：1999年
编剧：姜文、述平
导演：姜文
演员：姜文、姜鸿波剧情：日本侵华战争中，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马大三发现其中装着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6个月过去了，中国军队不见踪影，村民们必须精心地看管住这两个俘虏不让敌人发现，而且还要防止俘虏查觉到情况的变化。村民们要求马大三解决这两个鬼子，但他却下不了手。鬼子向马大三提议，愿意以粮食来换取自由，这可以救济正陷于饥荒中的村民。马大三相信了这个在他家住了多时的鬼子，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次双方互为友好的宴会在日本兵对村民的大屠杀中结束，村子也被烧成白地。
背景：《鬼子来了》是姜文在成功执导《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第二部电影作品。影片在题材的深刻性与影像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姜文电影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但他却在未经电影局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该片送往戛纳电影节参展，并获得了评委会大奖。但迄今为止，《鬼子来了》还只是一声 “狼来了”，始终不见放映的踪影。
《过年回家》
出品年代：1999年
出品公司：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朱文、宁岱
导演：张元
演员：刘琳、李冰冰、李野萍、梁松、李涓
剧情：这是一个关于宽容和爱的故事。于正高和陶爱荣是一对再婚夫妇，他们各自带来了女儿于小琴和陶兰。一次，因为五块钱的误会，陶兰失手打死了于小琴。17年后，在监狱里服刑的陶兰，由于表现好，被允许回家过年。年轻的监狱女警察陈洁也回家过年，在车站见陶兰孤零零没有人接，就陪她费尽周折找到新家。父亲见到陶兰很吃惊，原来母亲一直不敢把监狱的通知信拿出来。母亲拉陶兰到父亲身边跪下，父亲让陶兰母女出去。最后，父亲终于走出屋子，一家三口抱在了一起。
背景：在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影片《过年回家》获得最佳导演大奖、电影舞台艺术家协会最佳影片奖、意大利影评人最佳影片奖、国际天主教协会电影视听艺术组织最佳影片奖。2000年10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文化奖。
《十七岁单车》
出品年代：2000年
出品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导演：王小帅
演员：周迅、李宾、高媛嫒
剧情：十七岁的阿贵从乡下来到北京，开始他的城市生活。他的梦想是买一辆山地自行车。阿贵给自己找了一个自行车快递的工作，当他就快要存够钱时，发现他的自行车不见了！他焦急地寻遍了整个北京，终于发现另外一个男人骑着他的自行车。他于是急忙追了上去，展开理论。但是，那个男人是在跳蚤市场上买到他的车的，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商量出一个办法，一起使用那辆自行车……。
背景：《十七岁的单车》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的最新作品。按照制片方协议规定，该片如果参加国际电影节，须经过电影局审查批准方可。但王小帅在没有拿到审片结论之前便携片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赢得了一尊银熊奖，但该片也成为迄今为止最新一部被禁止在国内公映的电影作品。
《安阳婴儿》
出品年代：2000年
出品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导演：王超
演员：孙桂林、岳森谊、祝捷
剧情：故事发生在公元2000年的河南安阳古城。
一个下岗工人，在夜市面摊儿收养了一个弃婴，因为婴儿的襁褓中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呼机号，并说收养人每月可以得到二百元的抚养费。工人因此而结识了婴儿的妓女母亲，两人又因为孩子的缘故在交往中有了关系，最终生活在一起。
工人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车摊儿，照顾婴儿；妓女在工人的家中继续着营生。一天，当地黑社会老大突然出现，原来他得了绝症，他向妓女索要婴儿作为他家的后代，但妓女却坚决不承认这一事实。争执之下，工人误杀了老大被判死刑；妓女也最终在一次"扫黄"抓捕活动中被遣送原籍。而那在逃窜中不幸丢失的婴儿却回到了如转世归来的工人怀抱。
背景：影片《安阳婴儿》的创作者如是阐述他们的影片——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影像文献；更是对建立在他们现实生存状态之上的精神压力触摸；是关于他们“当下处境”的速写；是关于他们“活下去”、或“死去”的诗；是他们扭曲、而顽强的“存在”；是绝望与希望的名字——《安阳婴儿》。
应当说，这是一部文人电影，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扛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妓女、黑社会、婴儿、监狱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戏剧性的纠葛，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创作者只是想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仁道主义！——萨特说。
《安阳婴儿》在美国第37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由国际影评人联盟组织颁发的——费比西（FIPRESCI AWARD）国际电影评论大奖。（2000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角逐其最高奖项“金摄影机奖”（也被称为“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苏州河》
出品年代：2000年
出品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导演：娄烨
演员：周迅、贾宏声
剧情：十里洋场的上海，一条苏州河彷佛隔开旧上海的风花雪月和新上海的纸醉金迷。马达骑摩托车往来苏州河替人送货，有次他送的「货」是纯真少女牡丹，两人日久生情。不料有天他竟绑架她来勒索钱，牡丹发现后愤而跳下苏州河，留下一句：「我会变成一只美人鱼回来找你的！」马达出狱后，在酒吧遇见一个和牡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在酒吧扮金发美人鱼赚钱，名叫美美。但美美说她不记得什么马达、牡丹了，她到底是不是那投河自尽的牡丹呢？
背景：影片《安阳婴儿》获2000 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金虎奖，法国巴黎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
2001-2007年
6生存方式
由于“地下电影”无法进入正常的发行渠道，一般很难看到。它们在国内的传播，主要采用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民间观影组织”在一些电影酒吧（如原北大东门外的“雕刻时光”、北大西门外的“Everyday
雕刻时光
酒吧”、清华东门外的“盒子咖啡馆”、“燕尾蝶咖啡馆”、原电影学院附近的“黄亭子酒吧”等）放映，或者在大学校园内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进行小范围的放映。最早出现的观影组织是成立于1996年10月1日的上海“101工作室”（负责人徐鸢），随后广州的“缘影会”成立于1998年（负责人欧宁），北京的“实践社”成立于2000年4月1日（负责人羊子），南京的“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成立于2000年6月（负责人卫西谛），沈阳的“自由电影”成立于2000年，以及武汉的观影会（组织人Rock）、郑州边缘社、重庆M公社、山西渐近线观影会等等，这些类似于影迷俱乐部的组织，除实践社由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发起之外，其他的都是业余电影爱好者自发形成的，基本上都是非营利的。但是，随着它们影响的增加，活动范围也不仅仅限于观影，比如上海“101工作室”的主要负责人成为现任《中国银幕》杂志社创作总监或担任编辑、记者之职，而北京的“实践社”尝试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独立映像节”（主办单位是南方周末、实践社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而后“映像节”上的作品开始在全国主要大城市漫游（如沈阳、上海、成都、南京、重庆、昆明等），据执行主席羊子打算，“映像节”征集影片的范围将扩展到整个华人地区，而且，实践社与法国克莱蒙费朗短片电影节合作，将在2002年2月的电影节上举办“中国新影像展映”的活动。这些来自于民间的观影群体不仅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观影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电影文化，并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分化的基础。
“地下电影”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盗版” VCD和DVD 。随着盗版音像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前被“电影学院”和“电影资料馆”所垄断的片源正在被打破，如同打口带一样，大批电影史中确立的大师级影片以及通过国际电影节呈现出来的艺术电影，受到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欢迎，这不仅为上面提到的观影组织提供了片源，而且成为影迷观看电影的主要渠道。据一项关于大学生接触电影方式的调查显示：“通过电影录像或VCD接触电影的大学生占80.6%”。如果进一步区分的话，前几年大量出现的盗版VCD主要是好莱坞大片和港台的通俗电影，艺术电影很少，之所以盗版艺术电影，似乎是出于为已经饱和的盗版市场寻找新的消费群体，但“最近”刚刚兴起的盗版DVD则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艺术电影。暂且不谈“盗版”对于电影工业的损害，其产生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非电影专业的电影Fans的形成，他们借助网站在一些电影论坛和BBS中自由地讨论电影，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艺术电影市场的潜在消费群体。
FTP上传工具
第三种方式，则是通过提供电影下载的局域网或FTP站点还是“最近”流传的BT下载等等下载（“今后”宽带网会更方便地提供影像的传递）来观看“地下电影”，如《苏州河》、《小武》等，当然，网上的电影也大多是通过盗版VCD和DVD上载到网上的，其影像效果更加粗糙。
通过这三种方式，“地下电影”并没有真正地被掩埋在“地下”，而是在一定范围??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地下电影”基本上处于封存状态，有趣的是，从这三种观影方式也可以看出，喜欢电影的观众并不去“电影院”看电影，而这些脱离电影院的电影是否可以叫做真正的电影（不是胶片放映），其盗版和FTP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青年电影爱好者对于电影的认识，似乎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城市的一代”
2001年 2月23日——3月8日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The urban generation？Chinese cinema in transformation”（城市的一代:中国电影正在转变!）的中国电影节，组织者为纽约大学电影系和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共有十个中国青年导演的十一部作品参展，有《巫山云雨》（章明）、《邮差》（何建军）、《小武》（贾樟柯
《月蚀》
（王安全）、《长大成人》（路学长）、《呼我》（阿年）、《儿子》（张元）、《赵先生》（吕乐）、《民警故事》（宁瀛）、《横竖横》（王光丽）和《站台》（贾樟柯），几乎都是“地下电影”（“没有机会在中国上映”）/“独立电影”（“国家电影体制之外的作品”）/第六代导演的片子，这也可以看作是续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之后，“地下电影”获得国外的认同的一种体现（尽管“地下电影”很早就已在国外流传，而且上面提到的片子也已打破体制内、外的区别）。
从第六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情况来看，还远没法与第五代导演分庭抗争，虽然获奖不断，但很少能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国际主流电影节上获奖（只是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获第51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这种第六代不如（起码从影响上说）第五代的原因在黄式宪著《“第六代”被“命名”——中国影坛迎接新千禧春讯第一声》中被解释为（第六代）“没有形成令人振奋、众口皆碑的‘冲击波’，则显然是受到了世纪交替之秋，被学术界称之为一个深度和力度俱被解构的‘后文化时代’的总体语境所给予的制约”（不知道“后文化时代”是不是指一种与第五代相比不再复现的历史机遇）。他们的意义还其行为本身以及制作模式突破了建国以来国家垄断生产电影的体制即独立制作，“为中国电影开辟出一条崭新而充满活力的革命路线” ，当然，独立电影的制作方式又或多或少地决定了这些第六代导演的片子成为“地下电影”的命运。不过，城市影像的表达也成为他们在电影风格上区别于第五代电影的重要标识。
“地下电影”浮现在90年代
“地下电影”是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种电影事实，而且尤其是这几年，这些屡禁不止的“地下电影”似乎呈现出一股强大的诱惑力而在国外电影节与国内封杀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地上演着。有趣的是，“地下电影”纷纷在国外电影节上涌现出来，似乎与“电影国际化”和电影“走向世界”的主流叙述相吻合，可结果却是被排斥在主流叙述之外（似乎官方通过电影来形塑民族整合或装点门面的兴趣并不大，相比它们的违规行为来说，功不抵过），其被禁的原因，来自于这些影片在没有送交国家电影局审查或者在没有被通过的情况就送出国外参加比赛，从而不能获得在国内公映的权力。
对于成为“地下电影”的后果，有的导演似乎已经早有所料，如贾樟柯坦承，他本人在拍《站台》这部片子时，就已经知道《站台》不会获准在大陆上映，因为他在禁拍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站台》已经拍摄制作完成了，可谓“罪上加罪”。而未经国家电影局审核私自送出国外评奖的情况并非没有处罚的先例，早在1993年就出现了所谓的“七君子事件” ，既然明知道不会获得公映的结果，他们为什么还要顶着违规前行呢？
这些电影人对海外电影市场的兴趣，与其说是他们怀抱民族复兴而伴随着一系列“走向世界”的豪情，不如说在90年代随着国内市场化的深化，“海外艺术电影的制片人与投资者开始瞩目于大陆这些生机勃勃的艺术家” 的结果。从内部看，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昔日被国家垄断的电影工业，已经不可能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扶持，在越来越有限的国家电影资本的现实下，国家对于电影生产只能重点支持，而不可能全面承包。相比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影片更吸引着国家始终不渝的兴趣，再加上主旋律影片在市场面前的脆弱性（无法收回成本），更加强了国家对其投资的力度，似乎90年代??大量生产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主旋律影片的垄断集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来刚刚复兴的民族电影，突然失去国家扶持而成为抛向市场的商业大潮中的“孤儿”。这样就为海外资本投资大陆电影市场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是一种“内在需要”（作为自负盈亏的制片厂除了完成国家定购的主旋律影片之外，还有大量闲置的时间和精力来自谋生路或创收，显然也需要资本的注入）。当然，相比昂贵的好莱坞制作，投资中国大陆电影要划算的多：充足的实景、廉价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等条件，都是吸引欧洲资本、港台资本和少量的大陆民间资本的好选择。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已经很顺利的进驻中国电影的“生产”市场，因此，弥漫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除了一些主旋律影片之外，另一种似乎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是“合拍片”（合资片）的出现。在一篇《今年（2001年）最值得期待的八部中国电影》中，罗列的八部电影几乎全是合拍片。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相对电影工业“生产”的市场化运作，在消费渠道却保持计划经济的作风。虽然在1995年，中国大陆首次允许每年进口10部好莱坞大片，但却没有改革已经成为电影工业不可或缺的影院制度。从体制上来说，中国没有院线放映的机制，只有一个电影管理总局，下属十六个合法的电影制片厂，可谓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它已经由国营转为了国有），电影的放映权以及电影的院线依然成为国家的垄断。这样，相比广阔的海外艺术电影市场，和日渐委琐的国内市场以及垄断的营销策略，呈现在这些体制内的合资片和“外资片”（全资片）面前的，一边是海外的“阳关道”，另一边则是国内的“独木桥”。正是在这种放弃“独木桥”而闯“阳关道”的选择，使一些与国内没有资金关系（利益关系）的“外资片”往往（宿命和理所当然地）走向“地下电影”的命运，这在90年代中国电影图景中浮现了一幅“独特” 的电影之路。
如前面提到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三部片子无一例外都是海外投资，而且都在当年的重要电影节上获奖。《蓝风筝》有香港和日本资金，以日本影片的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获得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导演奖；《霸王别姬》是香港汤臣公司出品，获当年戛纳金棕榈大奖；而《活着》
《活着》
投资方为香港年代公司，影片获戛纳评委会奖，演员葛优也登上戛纳影帝的宝座。之后等待它们的就是打入中国著名禁片的行列。这些影片与他们以前的片子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片子市场始终在国内，而当前由于海外资金的介入，电影市场已经由国内转向了国外，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市场以及是否能在本地上演等问题，进而也不用在乎影片的主题是否照顾禁区，因为影片只要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就可以打开海外的艺术电影市场。影像本身似乎与中国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或许仅仅是一个镜中的中国影像。虽然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导演，但也获得禁片的殊荣，似乎与独立制片人具有了相同的命运，这至少反映了中国电影人在本土和国际语境的尴尬遭遇。
而对于那些独立制片人来说，他们没有如同张艺谋影片拥有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和持久国际的声誉的优越条件，而需要面对更多的尴尬和特殊境遇。最早进行独立制作的是张元，然后出现了何建军、王小帅、贾樟柯等人。一般来说，他们都要冒着背负债务的压力或在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拍摄第一部作品，显然残酷的现实似乎不可能允许他们进行多次尝试。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只花了10万，资金来自于几个朋友的拼凑，好像摄影师刘杰、演员刘小东都出了资；何建军的《邮差》花了70多万，主要来自于大部分是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朋友赞助，并在欧洲完成后期制作的（因为其第一部作品《悬恋》曾在鹿特丹电影节上获奖）；贾樟柯的《小武》花了30多万，主要来自于香港的投资，他曾因《小山回家》获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然后，这些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出现并获奖，从而他们就可以拥有充分的资金来继续自己“独立”制作的艺术生涯。等到王小帅拍摄《十七岁的单车》时就已经可以有300万的资金，而贾樟柯的《站台》也可以在法国资金和日本北野武事务所的投资下相对宽裕的环境下制作完成。
“地下电影”作为一个特殊时期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电影表象当中，可以说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外资本渗透和国内市场越来越市场化运作的国家电影工业所垄断的电影放映市场下的怪胎。我曾粗略地查看了一下《电影审查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并不是严格的电影分级制度，而是国家实行电影审查制度的规定，即未经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影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的电影片不得发行、放映、进口和出口。除确定了电影审查程序，在“第三章审查标准”中规定了电影中被禁止的内容，比如危害国家利益、煽动民族分裂、泄露国家利益、宣传淫秽暴力等，可是却往往在具体禁止内容的每一条最后加上一个模糊的条款，比如“第九条电影片禁止载有下列内容”的最后一款是“（九）有国家规定禁止的其它内容的”；“第十条电影片中个别情节、语言或画面有下列内容的，应当删剪、修改”的最后一款是“（六）其它应当删剪、修改的内容”，甚至“第二??广播电影电视部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出停止放映或者删剪的决定”。诸如这些“其它、应当、特殊情况”等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词汇在电影审查规定中出现，可以说为电影审查笼罩上了浓重的行政命令和家长式管理的意味。而且，从公布的主管电影审查的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绝大部分是广电部和中宣部的官员，而直接参与电影生产的编剧、导演（如于彦夫、李前宽、杨在葆等也都是拍摄主旋律影片的导演）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完全代表官方意味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过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而且因为其控制着电影放映的权力而成为钳制中国电影创作的颈瓶。虽然“地下电影”绝大部分不涉及审查规定的禁止内容，但因为其漠视审查程序存在本身已经自毁在国内获得放映权的前程。
不过，世纪之交，中国电影市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艺术院线”已经悄然开始启动。2001年10月份，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推出了一个叫“Avant Garde电影”（即先锋、前卫、另类电影）的概念，在这些城市选择几个豪华电影院中的小厅（200座左右），放映一些“另类”的电影（第一部是王全安的《月蚀》），这样对观众进行分层的作法，完全是出于市场的考虑，他们将定期举办导演、演员与观众见面会以及艺术影片展等活动，让那些平日习惯去VCD超市里淘片子的观众成为这里的常客；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之后将在三年内逐步放开允许外资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电影院的所有权，允许有49%的外国股权参与合作经营录像和录音带等视听产品销售业。这样随着院线制度的建立和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国家对于体制外电影的宽容，应该可以说会有更多的“地下电影”进入“地上”，固然不能保证它们曾经被禁演的身份和国外获得大奖的历史使其获得票房的号召力，但至少为它们存在保有一份合法的“地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