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中国广电总局所属的部门档案馆，同时与国家档案局有着密切的联系。1958年9月成立，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接纳为正式会员。1984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与原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所合并，在原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1基本介绍
该馆负责收集、整理、研究、保管中国生产的电影片的底片素材、拷贝、电影剧本、分镜头剧本、完成台本以及剧照、海报、评介材料等有关电影创作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和数据，也保管部分外国电影拷贝和有关文图数据，并提供利用。在电影档案的收集、利用、电影理论研究、国内外电影学术交流和电影教学、电影报刊出版工作等多个领域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是以电影档案工作为核心、业务和功能多元化的电影文化事业单位。它更以世界上最大的关于中国电影影像资料的收藏成为国际电影资料界重要成员之一。该馆拥有两座大型影片资料库——北京电影资料库和西安电影资料库以及各种不同规模和档次电影放映厅、电影文图资料库、录像、光盘视听室。
自1958年起，该馆就开始了各类电影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40多年来，已经收藏有各个时期的中外影片30多万本，计27200余部，影片素材18000余套，中外电影人档案数千卷以及上百万件中外电影图书期刊和剧照等文图资料。
馆内业务部门有﹕资料编目研究部、影片管理与技术部、学术活动服务部、对外联络处、电影数据库。基于影片材料的不同特点，该馆在北京和西安两地修建了恒温10C，±1C，相对湿度55～65%，有空调设施的专用库房，总计15000平方米﹔有专门维护和复制影片数据的技术车间、不同规格的标准放映厅、放像厅、学术研讨室和资料阅览室等。
2业务范围
该馆服务项目包括数据借阅、复制，查询有关影片、人物以及电影事业方面的情况。已实现了档案数据的电子计算器编目管理和联网检索。该馆编辑和出版了《中国电影总目录》、《中国艺术影片编目》和库存影片目录等工具书，形成了一套电影档案资料的整理、编目、研究和利用工作的管理制度。该馆有计划地举办专题、专片观摩研讨活动和巡回观摩等，年放映影片约3820部次、电影录像片1000部次，观摩人数达68.4万人次。通过举办“30年代中国优秀影片观摩”、“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等活动，系统介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成果。还举办了英、法、意、美、苏、日等10余个国家的电影回顾展，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中国电影回顾展，介绍了百余部中国优秀电影作品，促进了中外电影艺术的交流。1980年该馆成为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正式会员。至今已与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数据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交换影片和文图数据。
现任馆长傅红星。
3历史年表
1955—1967年
创建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拟定方针任务，搜集和抢救电影资料
1955年
（九月）
6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经理罗光达、翻译陈守枚在瑞士参加洛加诺国际电影节期间，接国内电报指示，让罗光达以观察员身份代表中国出席在波兰举行的国际电影资料馆第11届年会。罗光达、陈守枚抵达华沙后，于9月6日起参加了这届年会。当时，中国尚未成立电影资料馆，罗光达就电影资料收集问题发言，受到各国代表们的重视，希望与中国交换电影资料。
会后，罗光达、陈守枚参观了波兰电影资料馆。
（十月）
罗光达、陈守枚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参观访问，了解这两个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规模和管理情况。
（十一月）
罗光达、陈守枚回到国内，立即给电影局、文化部和国务院写了参加年会等情况的汇报，并建议成立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
注：1、“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简称：“国资联”），始建于1938年。会址开始设在法国巴黎，现在布鲁塞尔。它是一个国际电影文化合作机构。目前参加该会的电影资料馆已达70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国电影资料馆的努力工作，以及它的国际合作，使5000多部影片免于炮火破坏，得到安全地保存下来。“国资联”成立后，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国资联”从1946年起，就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
2、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尚未成立前（1954——1955年期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的伊文思、法国的世界电影史学家萨杜尔、波兰的教授托波力斯等曾多次热情地建议中国参加国家电影资料馆联合会。
1956年
（二月）
经上级批准，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内部设立电影资料馆筹备处。任命王辉为筹备处主任。
（三月）
由王辉制定本年筹备处初步工作计划，首先是解决筹备处急需的工作人员问题。相继由中影公司调入筹备处的有：李大深、张莲蓉、洪宁、许蔚文、刘谦、张香亭、杨校、吕志远、淦南屏、高沁水、孙涤、王绍华、石琴、裘毓忠等十余人。
（四月）
中影公司经理杨少任签批了“关于搜集旧片办法”报请电影局审批。4月27日，王阑西代局长批复同意。
通过各种线索了解社会上旧影片和文字图片散存情况，并刊登广告广泛征购影片和文字图片资料。
（五月）
对散存在各电影制片、电影局的影片和底片资料进行摸底。派人分别前往长影、上影、上海科影、电影局影片库清查了解影片保存情况，发现保存的新旧影片和底片已不同程度的发霉、变质，局存的影片尤为严重。因此，写了专题报告给电影局，建议在筹备处设技术组，为以后保存好影片创造条件，并建议在新影、洗印厂帮助下进行影片漂洗去霉工作。
（九月）
9月9日至16日，国际电影资料馆第12届年会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举行。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主任王辉、翻译邝志良参加会议。这届年会讨论接纳新会员；决定大会以后的工作；改选执行委员会和召开下届大会的问题。大会听取了会员的报告和对大会章程、纲领的意见。王辉代表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以观察员的身份作了筹建工作报告，并与南、苏、捷、荷等电影资料馆建立了交换资料的联系。
王辉、邝志良回国途径苏联，访问了苏联电影资料馆。
筹备处接管了北京德外什方院原电影局200多平方米资料库，500多平方米工作间和部分影片资料。
（十月）
12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以变更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名称及从名义上与中影公司划开为由写了专题报告，报请文化部电影局批准。文中称：“我公司电影资料馆筹备处，自今年二月成立以来，工作上已经逐步展开。目前正准备大力进行国内影片资料的搜索及国际间的影片资料交换工作。为使工作更加便利起见，特作如下建议：1、将该筹备处改名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从名义上与我公司划开，使其对外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与国外有关方面发生联系，对内在日常工作的领导上仍作为我公司内部附属机构，待将来有条件后，再行划分；2、请局于批准上项建议后，对有关电影部门发布该筹备处正式成立的通知。以便于今后工作的联系；3、该筹备处主任王辉此次出国出席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中，已与十余个国家建立了影片及资料交换联系。最近并已接到几个国家的来信。今后在联系的往复函件上，拟即由王辉署名。”
（十一月）
8日文化部电影局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文中指出：“为适应国家电影事业日益开展的需要，本局决定成立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对分散存储的大量的中外新旧影片资料作统一、集中的保管，并进一步进行搜集、整理，以便为今后保存与研究我国及世界电影艺术积累丰富的资料。该筹备处已在北京西交民巷84号开始办公。”从此，筹备处的业务上则由电影局直接领导，中共务、行政方面仍属中影公司领导。
（十二月）
筹备处与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修建德外什方院片库附属工程的协议。协议包括维修片库冷冻空调设备、整修平整土地等。此项工程是在原电影局与三建签订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本工程到1957年夏季基本竣工。这时德外什方院片库环境有了改观，安全有所加强。
1957年
（一月）
由王辉拟定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大纲》。其主要内容：一、性质与任务：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保存与传播电影文化学术资料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保存国内外影片、资料、书刊、文物和文献等，加以整理通过放映、刊印、展览及交换等途径，为电影工作及有关文化工作服务，以促进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国际间电影文化的交流；二、保存范围：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文化意义的影片和其他电影资料，应集中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三、体制：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人民电影事业组成部分之一，应作为独立的电影事业单位，有其独立的单位预算，在电影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设馆长一人，领导综理全馆工作，负责学术整理的副馆长一人，负责技术整理的副馆长一人，协助馆长进行工作。馆长、副馆长均由电影局报请文化部任命。馆内设科、室，即秘书、联络、研究、片库管理四个组和一个文图资料室。
在拟定工作大纲的同时，还制定了《1957年筹备处工作计划要点》。“要点”规定：“由于国家影片保存库及办公房屋在本年尚不能建成，影片的保管仍较分散。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并根据现有人力，本年计划要点是：一、继续大规模的进行旧影片资料的搜集；二、查对各制片厂保存的影片，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并建立保管使用制度；三、逐步检修旧影片；四、开始编写《中国电影总目录》、《库存中外拷贝与素材目录》等六种目录；五、对外服务：一面整理，一面供应……”10日文化部电影局任命吴薇为筹备处副主任。年底，吴薇调离筹备处。
（四月）
14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出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出席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接见时，在座的有副总理邓小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济琛、彭真、陈叔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
同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周恩来发表了讲话。
16日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主席蔡楚生、副主席司徒慧敏、白杨、沙蒙、秘书长汪洋、理事于伶、王辉等。
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五月）
文化部开始整风。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尚未建立自己的中共支部，由中影公司中共支部领导整风运动。
（六月）
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随后，反右派斗争即在全国展开。资料馆筹备处的人员参加了中影公司中共支部领导的这一运动。整个运动到年底基本结束。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中影公司错划了十多名“右派”，其中有筹备处一名。78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行了复查，对错划的“右派”进行了平反。
（七月）
8日文化部电影局行文报送政治局、中宣部、文化部、总政、中影、电影学院、电影出版社、文联、影联等单位，文种称：“……现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已经成立，并已进行影片资料拷贝的接管工作。为合理规定接管以后影片资料拷贝的使用制度，特规定《关于影片拷贝使用办法》，并同意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拟定的《关于借用影片资料的规定》，自1957年7月日起施行。”
本月，又从中影公司调入资料馆筹备处一批工作人员，计有：王传君、孙文清、王延池、曹莲学、辛广华、李邦珍、王秀媛、杨素萱、袁苏民、邵功游、郭熙康等。同时，还从其他单位调入谷若娜等。年底，张奉奎由中影公司调入筹备处。
从七月份起，资料馆筹备处内部已正式建立了组，并任命了部门的负责人。
秘书组：主管秘书、人事、行政、财务和外事等工作。组长邵功游。
研究组：主管影片内容整理、研究和编目等工作。组长高沁水。
联络组：主管影片和文图资料的搜集、供应、观摩、展览等工作。副组长刘谦、张香亭。
片库技术组：主管影片和底片资料的保管、维护工作。副组长王绍华。
文图资料组：主管电影文字图片和书刊的保管、整理、阅览等工作。代理组长李邦珍。
（八月）
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备处在北海公园举办了《中国电影图片展》（出国前预展），展出了《定军山》、《春蚕》、《姐妹花》、《渔光曲》、《风云女儿》、《大路》、《新女性》、《自由神》、《马路天使》、《保卫我们的土地》、《塞上风云》、《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桥》、《中华儿女》、《白毛女》、《董存瑞》和《祝福》等上百部影片的中英文字图片展览。在北海公园展览期间，郭沫若、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白杨、秦怡等文化电影界知名人士和许多电影工作者前来观看。预展后，全部展品运往柏林，准备参加“国际电影六十年展览”。
（九月）
孙师毅奉周恩来之命，由香港回到北京，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顾问。周恩来曾数次亲临新侨饭店看望孙师毅。之后，许多次国庆节，借国宴之机，周恩来都同他进行亲切的交谈。
（十二月）
2日电影局决定历年及今后参加国际电影活动所得奖品、奖状，统由资料馆保管。这一决定文件抄送各电影制片厂、中影公司、电影出版社。
注：后来，实际工作中资料馆的保存范围中没有保存电影文物、奖品之类，所以这类资料也就不再保存了。
1958——1965
正式成立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基础建设和业务规划
1958年
（一月）
25日文化部发文给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厅），请注意解放前电影资料的搜集，并指定专人办理。此文抄送电影局、各制片厂和电影资料馆筹备处。
（三月）
3日由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电影资料馆主办的“国际电影六十年电影展览会”在柏林开幕。参加这次展览的有苏、中、波、捷、匈、罗、保、法、英、美、意、日、西德和墨西哥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电影资料馆，展至六月底，观众已达八万余人。
我国参加这次展览的展品（1957年在北京北海公园预展的全部展品），内容包括1908——1956年各个时期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影片的图片、文字等资料。观众对中国展品极感兴趣。
这次在柏林展出的我国展品，于八月底结束。九月运往瑞士参加洛桑博览会展出，并应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邀请，于1959年春运往巴黎展出。
（五月）
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艺术事业”，提出随着大跃进，出现了文化艺术方面的大跃进。必须反对少、慢、差、费右倾保守、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的文化建设路线。
（六月）
24日文化部任命王辉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共支部。支书王辉、副支书高沁水兼宣教委员、组织委员邵功游、青年委员刘谦、保卫委员王绍华。
（七月）
指定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58年方针任务”（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勤俭建馆。根据现有条件，重点使用力量，以广泛搜集影片和电影资料为主，并加强业务学习，积极培养干部，加强学术整理与技术整理及供应工作。
（八月）
文化部在首都剧场召开在京直属单位迎国庆跃进献礼大会。王辉代表该馆以书面跃进规划向大会献礼。在主席台上接受献礼的有钱俊瑞、刘芝明、郑振铎等副部长。
30日下午，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宣告成立。全馆职工在西四羊市大街影联放映室（原电影局旧址），召开了该馆成立大会。
（十一月）
本月由中影公司调入一批人员，计有：田云汉、邵功勋、宋荃增等。田云汉任秘书组副组长、宋荃增担任财会工作、邵功勋担任美编工作。
1959年
（二月）
中国电影资料馆征集电影资料启事在《大众电影》上发表，启事称：“该馆因业务需要，特征集解放前出品的《三个摩登女性》、《铁板红泪录》、《逃亡》等三片拷贝，电影文学剧本或分镜头剧本。……”
（五月）
14日在影联召开会议，讨论《十年电影画册》的编辑问题。主持人蔡楚生。参加会议的有：司徒慧敏、谢力鸣、钱筱璋、王栋、王辉等。《十年电影画册》的美编邵功勋、文编田云汉也出席了会议。后已编成初稿征求了有关制片厂的意见，并经文化部电影局审定，因经费等问题，上级指示停印。
16日该馆向文化部申请修建国家影片保存库。文中申述了急需建库的理由。
（六月）
18日文化部批复同意建设影片保存库。
（七月）
2日由该馆秘书组执笔写出《中国电影资料馆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报部。设计任务书除申请建设1400平方米的国家影片保存库和200平方米附属的用房外，在“今后规划”一栏中称“目前该馆仅借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300平方米办公业务用房，资料存放与办公拥挤不堪，严重的影响工作的开展。五年内工作人员将发展到110人。根据该馆工作性质与任务和发展的需要，除需建筑国家影片保存库外，急待修建办公、业务、技术用房，包括办公室、文图资料室、展览工作室、阅览室、放映室、洗印等技术工作间及宿舍。拟于1960年起建筑业务用房3300平方米，建筑宿舍1500平方米。”
（九月）
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资料馆中共支部与中影公司中共支部联合对该馆三名中共员进行批判。这次在群众中展开的反“右倾”运动，到年底基本结束。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一律平反，并将有关材料销毁。
（十月）
12日该馆向文化部对外联络司所写简报中回顾了三年来（1957——1959）电影资料馆外事工作上的几件大事：
一、与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自建馆以来，每届年会均正式邀请该馆出席，因外汇短缺及工作难以分身，皆婉言辞谢。该会按期将他们编辑出版的《公报》寄来。同时在《公报》中刊登该馆消息。
二、与国际电影史研究局建立联系。该会正式通知该馆副馆长王辉为该会理事会理事。
三、与苏、捷、法、意、匈、比、荷、芬、瑞典、西德、巴西、挪威等电影资料馆建立了联系，进行了赠送、交换和复制等工作，如与苏联电影资料馆达成协议，进行相互交换影片，苏寄来早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红小鬼》、《母亲》等15部，我给苏中国片9部。请荷兰电影资料馆代为复制该馆保存的中国早期影片《西厢记》（20年代无声片，荷译名《普济寺的玫瑰》）。又赠送给捷克电影资料馆中国影片《六号门》等等。
四、以电影文字图片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国际电影六十年展览》。
五、译编了《国际电影资料馆各届年会公报》资料和国际电影史研究局会议资料。
本月美国人杰·雷达（后改名陈力），由文化部任命为该馆顾问。陈力，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曾在美好莱坞、德电影资料馆、英皇家影院工作过；还曾在苏联电影学院学习过。在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等方面有所研究。在该馆担任顾问期间，他看的中国影片写的评论材料，译成中文后分送夏衍和有关电影单位参考。陈力的夫人是旧中国外交总长陈友仁的女儿陈西兰。她同陈力同来北京后任北京舞蹈学校顾问。陈力与陈西兰于1964年6月返回美国。
（十二月）
该馆由西交民巷84号原中影公司办公地址，迁至东城西总布胡同25号办公。原借中影公司3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早已拥挤不堪，工作无法开展。几经向文化部请求，未能解决。基本建设一时也难以落实。据此情况，经馆领导王辉向北京市房管局求援，经该局王林局长的帮助，将房管局坐落在西总布胡同25号一处房屋（原是房管局诊疗所，约600多平方米）拨给该馆使用。资料馆迁至此地后，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小馆址，工作得到初步开展。
1960年
（二月）
15日至21日，该馆与文联、影联合办“卓别林影片观摩”，先后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举行。观摩的影片是从捷克电影资料馆借来的，计有：《淘金记》、《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
（三月）
4日根据文化部中共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影联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计划的通知”，大会期间在京举办“十年来电影影片、电影资料及电影工业新发明、新技术方面展览会”，其中电影资料的展览责成该馆筹办。这次展览，四月起进行预展，五月正式展出。
从1957年开始，该馆研究组编写的《中国电影总目录》（1906——1949），内容包括我国解放前生产的故事片、纪录片的内容提要和常规项目及主要编、导、演等人物索引，约38万字，编写完成，并油印装订成上、下两册，供内部使用。同时，进一步征求意见，准备修改、补充。 11日《大众电影》刊登“文化部直属机关红旗飘飘，中国电影资料馆被文化部评为先进单位，由文化部授予奖旗”。文中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从1958年以来，克服了人少事多的困难，超额完成了影片与文字图片资料搜集工作；他们进行了艰巨复杂的电影资料清理工作，先后清理了七万余本影片；文字图片资料1958年一年入库等于1956年至1957年两年入库的总和；他们还完成了《中国电影总目录》的汇编工作。同时，向有关单位供应影片资料参考。”
（七月）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举行了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简称：“影协”）。
（八月）
国家开始处于困难时期。基本建设压缩到最低限度。为了利于国家文化财富的电影资料馆的长久保存，需及时兴建国家影片保存库。经文化部报请周恩来最后批准，终于下达了1400平方米的建库任务（外加200平方米附属用房建筑）。在材料缺乏、运输困难等条件下终于上马。在馆领导王辉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临时基建组，从馆内各组抽调十人，由邵功游任组长、刘谦、赵素行任副组长开展了建库工作。在文化部及北京有关设计、建筑等单位的配合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在1962年建成了该馆第一个国家影片保存库——北苑片库。
（九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伏克曼来该馆访问，并参观了北京、长春等电影制片厂。
本年从部队复员人中调来该馆苏大兴等十名。大部分分配到片库工作。（1962年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凡农村来的复转军人仍回农村。根据这一规定除留两名在馆继续工作外，其中八名返回农村。）
1961年
（一月）
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在精简机构、紧缩编制中，电影局明确提出资料馆具体方针应该是以“保存影片为主”。资料馆在紧缩编制方面，积极响应号召，将原计划的编制人员减少一半，控制在60人以内。因而，受到文化部的表扬。
一月份开始安排全年主要工作是保存整理，进行库存中外影片整理、建帐、建卡、核对影片内容本次，鉴定影片技术成分和加紧兴建北苑国家影片保存库。（四月）
国务院任命陈荒煤为电影局局长，同时，免去王阑西职务。
（五月）
该馆拟定《关于各制片厂报送电影资料的规定和各制片厂留存电影资料的规定》（草案）报请电影局审批。
19日文化部任命张子舫为资料馆副馆长。
（九月）
该馆外片组编印出《库存美国影片目录》，内容包括常规项目及中英文片名。这本工具书近十万字。
（十一月）
15日开始在北京革命博物馆为首都电影工作者举办“欧美资料影片观摩”（专场），历史六个多月，观摩了“卓别林短篇集”《丹凤朝阳》、《出卖灵肉的人》等三十余部影片。
28日文化部干部司任命李邦珍为资料馆外片整理组副组长、赵素行为国片整理组副组长（均以副科级待遇）。与此同时，将邵功游调至片库技术组任组长、田云汉调至文图资料组任副组长，原秘书组改为行政组，由邵功勋负责。
1962年
（一月）
21日为了给上海电影创作人员提高参考条件，该馆与上海影协联合会举办了“资料影片观摩”。观摩的影片均为美国片，计有：《茶花女》、《丹凤朝阳》、《空头公司》和《万世师表》，并召开了座谈会。同时，为西影提供了《卡萨布兰卡》等片观摩。
（三月）
该馆为长影、珠影、八一等厂提供了《纽约奇谭》等片观摩，八一厂导演严寄洲来函，对观摩影片表示感谢，并提出建议。
（四月）
该馆由西总布胡同25号迁至东总布胡同原中华书局旧址办公。原西总布胡同馆址，因业务开展不够使用，经向文化部请求正值中央美术学院急需宿舍，决定以西总布胡同25号作为交换条件，交给美院做宿舍，将中华书局旧址（东总布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院内）拨给该馆使用。
（七月）
13日文化部任命龚涟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八月）
该馆第一个国家影片保存库（北苑片库）竣工。使用面积1400平方米，可容影片80000本，温度17度、湿度70%，这在当时是较好的片库。从九、十月开始，将存放在德外、羊市大街片库的资料影片数万本迁入新建的北苑库。以后，羊市大街片库移交给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
（十月）
19日文化部任命王辉为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免去电影资料馆副馆长职务。
本年，将《塞上风云》、《迷途的羔羊》、《脂粉市场》、《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片的底片发厂进行复制拷贝。
本年，山东等下马制片厂要求该馆统一保存下马厂拍摄的纪录片。馆领导王辉曾说开过局务会，纪录片不在该馆保存范围之内。据查，事实上部分大型纪录片和下马厂的纪录片，还是寄给资料馆收藏。
本年，该馆编辑的《陆洁日记摘存》完成。全书计二十万字。书中记述了从1920年至1949年电影拍摄等历史资料。
注：陆洁，1894年生，江苏人，从1924年就步入影坛，先后在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任编导，在联华、文华等影片公司任经理、厂长；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局顾问等职。从影四十五年，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晚年将他珍藏的有关鲁迅先生的新闻片赠给文化部，还将珍藏的电影图片资料无偿地献给国家。1967年8月2日，他因遭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平反昭雪。
1963年
（一月）
制定了1963年该馆工作计划，并经全馆职工讨论提供意见进行了修改，然后贯彻执行。
按照上级党委地指示，六三年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中央提出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增产节约的精神，以及电影局所指示的该馆“以保存影片为主”的方针。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六三年以片库工作为主要重点，建全技术队伍，开展影片技术维修工作，保存好现存影片资料；积极进行影片复制、交换和选购资料业务；进一步开展影片和文图资料的整理工作。
（三月）
中旬，电影局召开局务会议，由陈荒煤局长主持，根据资料馆工作问题的报告，专题讨论了资料馆的方针任务和保存范围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局长司徒慧敏、季洪和办公室主任刘子先。资料馆龚涟、邵功游参加了会议。陈荒煤在会上发言：他认为资料馆问题很多，很严重，存在不甘寂寞的思想，影片供应面大，不为后人着想。还想搞研究，不实际。应以保存影片为主进行工作。报告说资料馆的方针任务不明确，实际早已明确了。不要再提不明确，问题是没有向下传达。
（四月）
为加强影片技术维护工作，充实技术队伍，经文化部和电影局批准，从四月份起，先后从安徽、新疆等下马制片厂或减少任务的制片厂调来丁士廉、陈策斌、林章孚等洗印、剪接、底片整理等技术人员后；后又从北京电影洗印厂调来董忠义、高宝智、金羡岐等基建、洗印、电气等技术人员；同时，还调入、吸收青年学生，陆续加强资料馆的影片技术维护和影片管理工作。此外，从北京幻灯制片厂调来刘世经任片库技术组长，将邵功游调至馆长室任秘书。
（七月）
20至31日该馆派技师林章孚去上海学习上影等厂防霉处理经验。林回馆后写了专题报告。后局务会同意需要漂洗去霉的资料片送北京电影洗印厂和西影代为漂洗。与此同时，该馆在德外片库工作间也安装了一台洗片机，准备自行漂洗部分影片，进行去霉处理。（八月）
20日文化部干部司发文通知：“我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已经中央批准提升为我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
（九月）
27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布“关于借阅资料影片的规定”给有关单位。规定指出：资料影片是国家珍贵的文化财富。它将对繁荣我国电影艺术创作起着借鉴作用，并将流传后代。为了保存好国家影片资料，经周恩来指示，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的影片，一律不再对外供应。如因业务（包括电影界和文化界）上，确实需要参考时，可根据拷贝情况，就本规定的原则处理。
（十月）
对馆的方针任务，经过讨论作了修改：“以影片保存、整理为主，相应的保存、整理与影片直接有关的文图资料，不断的搜集丰富中外影片和文图资料，在不妨碍保存的条件下，适当的进行电影资料供应、观摩工作。为繁荣电影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条件。”这一方针任务的提出，得到电影局领导的同意。
10月初至12月底，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中直礼堂举办了“三十年代优秀影片观摩”。观摩的对象主要是电影界、文艺界创作、生产有关业务人员和电影学院的学员。这次观摩是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从挑选观摩的影片，进行复制和编印文字材料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观摩，使观众了解了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三十年代拍摄的优秀影片情况，提供了借鉴、参考条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观摩过程中，许多三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如田方、黎莉莉、王人美、徐来等都参加了观摩影片。
这次观摩的影片，计有：《春蚕》、《小玩意》、《姊妹花》、《大路》、《新女性》、《神女》、《船家女》、《新旧上海》、《迷途的羔羊》、《生死同心》、《壮志凌云》、《压岁钱》、《前台与后台》、《青年进行曲》等。
上述影片中的部分影片，还为长春、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举办了观摩映出。
观摩结束后，该馆写了专题总结报告，报送电影局和文化部。
（十二月）
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中共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示，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相继，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也开始整风。
1964年
（一月）
在“以保存整理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制定了以影片保存整理为中心的全年工作计划。
10日该馆完成了“1964——1970年事业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函报文化部电影局。为了适应该馆工作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所拟七年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经过反复多次讨论、研究，并在京参观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图书馆等有关部门作为设计的参考，制定了该馆七年事业发展规划设想。规划的内容包括：一、方针任务；二、现有片库容量及七年内影片、底片资料增长和需整理的数量；三、各项规划发展步骤和要求（包括业务发展、职工的增长、基本建设规划等）。
（四月）
2日电影局季洪副局长、局规划处长徐史、文化部计财司基建处胡韫学到资料馆开会，与龚涟等研究资料馆的长远规划问题。同日下午季洪将研究情况和意见向陈荒煤写了书面报告。
3日陈荒煤在给季洪的复函中说：“原则同意你的意见，但上海沿海，又天气湿热，是否建库？值得仔细斟酌。长春可建。北苑库现在应积极改善条件，充分加以运用。从长远打算，国防观念，三五计划中仍须考虑一个国家片库，但须靠山洞，不建在城内，至少“三五”内动工，跨“四五”完成也可。如此不致使“三五”计划中投资过多。德外技术楼尽可能争取明年就搞起来，以加强经常性检修工作。长远之计，必须以防为主。技术楼如建，即可把办公室一并考虑进去。至于宿舍先慢一步考虑，或者如有经费，投资不多，亦可考虑。总之，这个歼灭战一定在最近二年内解决。资料馆现在影片严重情况与已采取措施及今后想法先简单打个报告给中共组。”
（五月）
9日该馆向电影局和文化部呈报了《事业发展七年规划第二方案》。文中称，该馆事业发展七年规划初步设想，前已呈报在案。兹根据四月二日局季副局长召开会议精神，拟定了第二方案，请连同第一方案一并审查批示。
（六月）
25日向文化部呈报了《该馆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并抄报电影局。《任务书》中，包括：建设根据、建筑规模、建筑工作量及主要项目（计划建筑：技术、业务和办公用楼房一座7215平方米；技术附件用房453平方米；国家影片档案库2000平方米，职工宿舍3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668平方米。建筑期限和投资估计，主要技术要求，建筑地址及职工增长人数等）这一“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是根据该馆方针任务的迫切要求及部、局领导上的指示，在制定七年事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拟定的。
本月完成了洗片机的安装工程任务，并从本月份起开始投入生产、试行漂洗了影片237本。在漂洗过程中，为了了解漂洗过的影片用五氯苯酚钠的效果，曾多次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帮助化验和指导。
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其它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中共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
（九月）
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决定抽出一批干部下放参加“四清”工作队。由龚涟带队，队员有：田云汉、林章孚、高宝智、李淑卿、王延池、方忆华、高秀莲。出发前，开了欢送会。他们于十月份出发去山西昔阳。
（十月）
1日该馆制定和颁发《影片出入库制度》。正式规定，这项制度，是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加以修改，充实和完善的一项事业建设。 该馆由东总布胡同迁至德外什方院原北京副食品研究所协商达成的互换地址的协议进行搬迁的。这样，馆部与德外片库和技术间就连成一片，减少了摊摊，便利了工作，并为以后基建规划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一月） 副馆长张子舫参加文艺整风会议。在会上，她就资料馆的方针任务问题发言。她认为该馆的方针任务不明确，存在着问题。她说资料馆的方针任务从不提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不提为工农兵服务。在资料的搜集、整理等工作上存在着“重洋轻中”、“厚古薄今”（指重视解放前和外国的电影资料。不重视解放后的资料）的偏向。（十二月） 截至十二月，在外事工作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同罗马尼亚电影资料馆交换了影片，罗寄来罗片《记忆的灯笼》等，我寄给罗《纪念白求恩》等，给古巴寄去《纪念白求恩》、《东郭先生》等。古巴、瑞士、比利时、意大利、法国、日本等电影资料馆和电影研究出版等部门给该馆寄来书刊等资料，其中包括《电影年鉴》、《影片贮藏与保管》等。 全年复制了14部影片，计有：《小玩意》、《神女》、《桃花泣血记》、《母性之光》、《都市风光》和《武训传》等。 年末对本年工作进行了全馆性的工作总结，并制定了1965年工作计划。
1965年
（二月）
10日上海电影技术厂要求将代管国库影片素材移交该馆。该馆于3月初派陈策斌赴沪与该厂协商并报电影局批准，在年内分批接管了上影故事片73部、科教片55部、美术片37部的影片素材共计3041本。（四月） 本月，由龚涟带队第一批在山西昔阳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的12人返京。 1日为了选留保存在长影的一批敌伪时期的影片，该馆派李邦珍、张奉奎去该厂工作了二周，查明了全部影片拷贝及素材的国别与片名，并从中选出日片39部、德片10部、法片2部、英片1部、苏片1部、素材8部及中国卡通预告1部共62部。 这批影片由于当时处于备战，电影局认为不宜集中北京，在7月28日通知长影疏散转移存放。 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式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中共、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21日该馆与北京电影洗印厂签订了资料片加工协议书。协议书商定洗印厂每年为该馆复制影片15——20部。（五月） 10日罗马尼亚电影资料馆馆长奥雷尔·路普通知该馆他已退休，自5月1日起，该馆工作由前组织与研究组组长杜米特鲁·费尔诺卡领导。 17日电影局同意将《列宁在十月》及《斯维尔德洛夫》2部影片的素材由长影寄交该馆保存。至此，连同以前批准由该馆保存的《宣誓》、《保卫察里津》、《伟大的转折》、《第三次打击》、《斯大林格勒战役》、《马克辛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堡区》共计有表现列宁、斯大林光辉形象的苏联影片9部。 同日，加拿大电影资料馆寄来供交换用的《剧照目录》和《电影剧本目录》各1份，其中剧本系1957年——1964年的作品。（六月） 文化部电影局年命该馆派人赴陕西为战备影片库选址。该馆邵功游在陕西省文化局、电影处和各县政府的支付下，由电影处惠生文配合，先后到兰田、渭南、华阴、华县、三原、淳化、周至、凤翔、宝鸡、咸阳等10余县，历时1个月，根据靠山隐蔽，有水有电，交通比较方便，气候比较干燥等条件，拟定了几处建库方案报局。（八月） 10日龚涟带队赴山西长治参加第二批农村四清工作队。计有：郭熙康、孙文清、陈策斌、杨乡、刘世经、邵功游、孟淑清、王延池、邵功勋、高秀莲等人。（十月） 21日至11月27日文化部派人赴陕西西安、宝鸡、户县、兰田、临潼、华县、华阴等地，为战备影片库选址复查，选中西安以南28公里的太乙宫。（十一月） 该馆代局拟定各制片厂交送该馆保存影片文字图片资料范围的规定，要求自1966年起实行。（十二月）电影局顾造新拟就国家影片保存库设计任务书。建库根据是文化部中共组决议，国家计委批准，库址选定陕西终南山北麓太乙宫，占地面积20亩左右，投资拟定150万元，预计1966年始建，1967年完工。 本年，根据电影局颁发的保存拷贝素材的规定，该馆将旧中国35mm新闻纪录片拷贝4800本移交给新影厂，在此同时馆藏新闻纪录片的剧照全部烧毁。原样不详。
1966——1970
“文革”前期，业务遭到破坏
1966年
（一月）
27日至2月7日张子舫、王绍华、董忠义及电影局徐史赴陕西栒邑赵家洞、官家洞、肖家洞、桑家洞、任家洞及长安县的太乙宫为国库选址再次复查，经该馆中共支部讨论，认为太乙宫较好。
（二月）
24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按电影局指示，为适应战备要求，将过去由该公司保管的内部参考片全部移交给该馆，张子舫指定由白佐民于3月15日接受完毕。
（三月）
8日文化部行文通知该馆，根据国家计委下达给文化部直属单位1966年基建投资总额，确定该馆经办的国家保存库1966年投资为140万元。
19日电影局以（66）电产李字9号文通知各厂科教片通过后，印两个原底标准拷贝，一个由中影公司转送该馆；另一个送全国科协。
26日文化部通知该馆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决定将该馆筹建的国家影片保存库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500办公室”，并颁发了印章。
本月王彦璞从部队转业到该馆任中共支部专职副书记。
（四月）
3日至5月5日电影局司徒慧敏、徐史，该馆王彦璞会同陕西计委人员赴陕西兰田、户县、铜川、三原、黄陵再次为国库选址，认为黄陵的麦落湾是适宜的。
8日以龚涟名义给保加利亚电影资料馆寄去保片《警钟》、《在压迫下》、《妲卡》、《九月英雄》在华发行的海报。
（五月）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一场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开始。
17日文化部备战办公室负责人田惠普进驻该馆，按文化部部署，将一批人列为“有问题”的人（或“不安全因素”），并将4人作为“危险分子”调离该馆。
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六月）
2日张子舫、王绍华奉电影局指示到陕西黄陵和铜川对国库地址再行复勘，建议国库建在黄陵迄西麦落湾扁扁沟。
16日以沈阳部队武凯为首的工作队9人进馆，宣布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将张子舫、田云汉、李邦珍送进设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文化部集训班，让龚涟参加馆的领导工作。
本月龚涟带队第二批在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的全部人员回京。
（八月）
1日以王彦璞为主任、王延池为副主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作队动员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新高潮。
8日工作队开始指挥“批判”龚涟。
13日张子舫、田云汉、李邦珍从文化部“集训班”回馆。立即被打入“黑帮反省室”。对他们实行“专政”。
20日中共支部改选。王彦璞任书记。他宣称：“原中共支部烂掉了。我例外。”
24日该馆部分职工组成“红卫兵”，开始了“造反”活动。顾问孙师毅等之家被抄，勒令交代问题的大字报、小字报四处张贴，武斗打人现象时有发生。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和所谓“清查五·一六”，资料馆被打被抄的达十余人。在一段时间内，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个资料馆搞得乌烟瘴气，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将原资料馆的规划、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被全面否定。 代理馆长杨苏胜和安全保卫小组进馆，以武凯为首的工作队九人撤离资料馆。
（九月）
10日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决定将国家影片保存库的三线库建在湖北襄阳。
本月文化部派王满先为副馆长，协助杨苏胜工作。
（十月）
3日顾问孙师毅，在住院期间还受到冲击（家被抄、勒令交代问题的大字报贴到病房中，“寄生虫”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心脏病发作，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孙师毅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电影工作，是最早参加电影工作中国共产中共的中共员之一。他曾在神州等影片公司从事编、导、演和剪辑、编辑等工作。三、四十年代在“电通”、“中制”等影片公司和制片厂从事编导和创作歌词。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郑君里主演的《新女性》，是一部优秀的影片，也是孙师毅的代表作。他还长期从事戏剧、新闻和统战等工作，后在香港《文汇报》任总编辑等职。他为进步的戏剧、电影、新闻等工作，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日王绍华、王延池奉代理馆长杨苏胜、代理副馆长王满先之命，去湖北襄樊为国库地址，25日返京，26日电影局长温福山主持会议，决定国家影片保存库改建在襄阳城西南之贾家冲山中。
（十一月）
17日群众组织筹委会成立。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22日筹委会解散。
（十二月）
30日南京部队驻该馆人员奉命全部撤走。
注：关于襄阳建国家影片保存库问题，据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的一份材料认为贾家冲不如南漳县的玉溪山。至此，为国家影片保存库选址，几经变迁，最后全部落空。
1967年
（一月）
18日筹委会解散后，南京部队又全部撤走。馆内职工先后组成几个群众组织，几经离合，最后形成两个组织，其中《毛泽东思想公社》于是日“夺权”。
（二月）
14日至16日“公社”主持开会，以武凯为首的工作队回馆“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0日以余志清为首的军管3人小组进驻该馆。并由卫戍区派来解放军武装警卫战士分别守卫德外和北苑片库。
（三月）
27日馆内两个群众组织“东风战斗队”与“毛泽东思想公社”推出7人，成立了抓工作的7人小组，决定每周3天工作，3天搞运动，片库开始通风，检查治理发霉影片。
（四月）
19日中央文革派驻军代表来馆会见全馆人员，宣布抓好两项任务：帮助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抓革命、促生产。
（七月）
5日舒士俊代表中央文革、文艺组来馆就运动与工作提出几点意见：“批斗对象拿不定的先批，定了的就斗，龚涟够了，光在新影的表现就够了；文艺组决定，今后中央文革小组用片单线联系，直接找军代表和可靠库管人员；军管小组有权行使除文革小组和个别人的看片外，其它要片也还得给。”
（八月）
8日全馆大会“斗争”龚涟，以后15日、18日相继大会“批斗”。
（九月）
20日谢富治对军管人员讲话，传达毛泽东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联合的号召。
（十月）
4日馆内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革委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组长王绍华，抓生产；副组长于凤兰，负责组织、人事、档案；成员白佐民抓政治思想工作，学毛著与运动的安排；许新元、李忠林负责行政工作。
16日军管小组余志清介绍李杰和革筹小组见面，以后军管小组即由李领导。12月15日军管小组成员陈振湖，由姚广彬接替。另一成员刘嘉珩未动。继李杰之后的领导人是卞振华、倪继超。
（十一月）
1日第1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14日结束。以后于20日办了第二期，12月4日办了第三期，12月19日办了第四期。每期通过学毛著扫除思想障碍，推进运动的发展。
14日全馆收听江青从12日夜到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文艺界讲话录音，宣布该馆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到12月15日揪出“坏人”3个。
（十二月）
23日“清队对象”田云汉以反右倾运动中交心问题在全馆大会上作“检查”，军管小组以“特嫌”对田进行审查。
1968年
（二月）
10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文艺系统解放军三支两军代表时，周恩来指示：新影保存的解放前新闻纪录影片资料，仍移交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
26日至3月5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新闻纪录影片，包括拷贝及素材共计4064部、7859本移交给该馆，发现其中有1272本轻重不同的发霉现象，有45本已经变质。
（四月）
17日军委文艺组王树仁来电话问：（1）美国影片库存多少部；（2）能从资料当中看出内容的有多少部；（3）不知内容的多少部，什么原因，解决的意见。18日晚军管小组以电话答复了军委文艺组。
（六月）
11日选定陕西省电影发行反映公司保存的苏联原版拷贝《伟大的战役》、《柏林会谈》、《雁南飞》等25个拷贝，并随后寄送该馆。
1969年
（一月）
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中国电影资料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该馆。工军宣传队由原军管小组及北京汽车制造厂第二附件厂工人组成，负责人是倪继超和张秉义。
28日工军宣队核心会传达指挥部意见：（1）继续抓好清理阶级队伍；（2）正确执行好中共的政策。
本月龚涟被解放，3月参加整中共领导工作，9月调往山西工作。
（三月）
15日全馆大会宣布清队定案，田云汉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72年复查时予以平反）。另有数名清队对象，也先后定案。
（八月）
周恩来在中央电影器材协会调查组为解决样板戏拍成彩色电影，须要将进口彩色胶片低温保管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将中国科学器材公司的两个仓库，调中国电影器材公司使用。”
当时领导决定北京东郊库有3个：1号库存放发行拷贝，2号库存放资料拷贝，3号库存放胶片。后来发行公司放弃，1号库由该馆与器材公司公用。西安库则该馆与器材公司各半。
中国科学器材公司张汉玺等调来该馆分配工作。
这批是张汉玺、陈淑兰、许建合、王爱兰、时汝振、张云熙、邵丽珍、杨青翠、崔明祥、刘庆增、范洪昌、解治秀、高德昌、郭华、张维德、张汝桥、王德功等。
（十月）
31日中国科学器材公司将坐落在陕西临潼的120库的1——3号库及附属房屋总占地面积17390㎡，移交给中国电影器材公司。1970年该馆与器材公司共同组成基建小组，对该库（即西安628库）进行改建、扩建，竣工后两家各半使用。1975年又建易燃片库，容量为10万本。1979年后电影器材公司的库房腾空，放弃使用。
（十一月）
15日北京628库中的2号库动工改建，并新建4号库（易燃片库），1970年3月15日竣工。
（十二月）
上旬邵功游、刘进学、于凤兰、张奉奎、董忠义第一批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本月，北京628库2号库施工中，电焊工违反操作规程，引燃机房保温板，经住库刘保庆等及时扑救，幸未成灾。
1970年
（一月）
17日国务院文化组刘贤权、石少华1月12日提出关于全国各地发行公司保存解放后大量影片拷贝处理原则。原则共4条：（1）不能放映的就地处理；（2）还能放映的由中影与该馆每片选出2个拷贝，分藏北京与西安库；（3）选余者由各地编目保存，以后处理；（4）黑龙江、新疆、内蒙之选余拷贝分散由内地各公司代存。20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联合选片小组。根据刘贤权、石少华提出的原则，在上述两个单位工、军宣队指挥下，开始了解各省、市、自治区电影发行公司影片库存情况，对不能上机的影片着手报废；对片身成分好的继续封存，对黑龙江、内蒙、新疆所存影片，除留选资料外，疏散到武汉等地代存。该馆孙文清等参加了这样工作。孙文清与中影工宣队王书田去江苏、浙江、江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发行公司，从封存片中选留影片资料。
（三月）
31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该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郭福元、王耀堂为628库库管员上报文化组。
（四月）
29日驻该馆工宣队提出该馆编制方案为58人，从现有68人中下放46人，尚缺36人其中领导干部2人，英语翻译3人，日、法、德语翻译各1人，上报文化组。
本月，该馆北苑影片保存库（1400平方米）被废弃交出。因“文革”中打派仗片库被封，停止自然和机械通风造成库内湿度大增，潮湿严重，对影片库和影片十分不利。而在当时情况下，片库被诬为“修正主义”片库不能使用，故而被废弃。自本月起，此片库及附属建筑，一并移交给北苑部队，又因不适合部队使用，后来，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向北京革委会申请调用。经吴德批准，将该库调给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使用。
原存北苑影片保存库的全部影片，本月迁往新建的东郊库（后称628库，现在北京电影资料库）。
（五月）
18日第二批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张汉玺等32人离京。
30日中国电影器材公司西安628库基建组与陕西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关于628库工程施工会议纪要”。双方议定改建1、2、3号库，新建4、5号库及改建、新建其它附属工程，投资包干200万元，除少量工程外，其它在年底前全部竣工。
31日在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情况下王彦璞申请回老家山东莒南获准。
伊明到职，任中国电影资料馆负责人。因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停办，该所全部电影技术资料及管理人员付小亭一并调入资料馆。
（七月）
全馆集中大部分力量将库存影片（包括素材）逐本检查通风，涂酒精除霉，同时将易燃片与安全片区分开来，易燃片设专库四号库保存。
另，北京电影学院将教学中拍摄的影片全部移交该馆，由李邦珍负责接收，后又全部销毁。
伊明、倪继超等以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的名义给国务院文化组写一报告，内容大意是：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中国电影资料馆已决定迁入原北京电影学院旧址（新外大街25号）办公。建议将电影研究所的研究电影机械人员归北京市电影机械研究所；感光测定人员归电影器材公司，并建议将电影资料馆旧址（德外什方院片库、工作间所有用房和占地）全部交给北京市8.75电影洗印厂使用。不久，文化组即同意了这个报告。8.75厂从原电影学院西跨楼迁至德外资料馆旧址。资料馆则迁往原电影学院旧址（新外大街25号）与中影公司、中器公司合署办公。人事的安排，也按报告意见办理。
注：1、第二批下放咸宁的有张汉玺、张云熙、赵玉辉、刘振东、刘德光、赵子真、易光亚、许新元、苏大兴、吕志远、孟淑清、孟羲农、袁苏民、施小韵、田云汉、贾楠、邓家文、郭熙康、刘世经、白佐民、邵功勋、林章孚、高秀莲、王秀媛、杨乡、李淑卿、李家录、丁士廉、吕兴波、金羡岐、张福顺、方忆华。
2、德外什方院原资料馆馆址，北靠三环路，西临德清公路，是颇有发展前途的地址，是经过多年努力获得的。1970年轻易的废弃让给了北京八·七五电影洗印厂，77年该厂撤销停办后，教育部未经文化部同意，竟向中央打报告申请调用获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