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文化很特别的组成部份。香港面积不大,却是华文电影重要的制作中心;地处边陲,却与内陆产生微妙互动,在百年复杂、曲折的历史中,香港电影无论在制作人、题材、艺术表现,以至人物形象等等,一方面与内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亦能衍生自己的特色。
黎民伟(右)与罗明佑(左)合影早于20世纪20年代初,香港电影先驱黎民伟 (1893-1953)就北进上海,开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投入到当时沸沸扬扬,正待发展的中国电影事业,后更与罗明佑 (1900-1967) 等创办“联华影片公司”,启发民智,促进中国电影走进第一个黄金期。20世纪30年代初,因薛觉先 (1904-1956)主演的粤剧《白金龙》大卖,在上海演出时,“天一”公司以原班人马,将其摄制成有声电影,非常轰动,直接促使邵氏兄弟确立来港建立“天一”的分公司,主力生产粤语片。战后,邵氏影片公司影响香港电影文化很大,其渊源是在20世纪30年代。
1990年第1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以《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为专题研究,探讨了中港电影渊源。四、五十年代南来影人对香港影响,20世纪80年代香港新电影的中国脉络,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大陆人形象等题目。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加上“1997”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和香港有愈来愈多互动,不单在资本和市场上融合拓展,更促成两岸三地演员、幕后创作制作人互相交流。
本文尝试就几个不同的文化现象,浅谈几个内地与香港互动有关课题,并带出香港电影的文化特殊性,以及第三个时期中国电影的概念。
中国电影三个时期
《定军山》剧照按照电影美学家林年同 (1944-1990)的说法,中国电影史以文化、美学的大格局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的产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早期中国电影;1949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1979年之后为第三个时期
早期中国电影,大陆、台湾、香港虽然地域不同,但是所建基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相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局面,首先中国政治文化分流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国民党退守台湾岛,继续以“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等为口号,施行党国式军管;再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则分别仍然由英国和葡萄牙统治,在殖民地处境中。
这个时期,不同地区的中国电影都有所发展,亦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产生杰出的人才和优秀影片。
1949年之后,大陆很快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早期中国电影的传统,发展下来,影片内容或塑造中国现代革命历程,或歌颂共产党、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由处处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灌输所取代。相反,以文化生产状况来看,香港电影基本遵循市场规律,因而处处随俗,但凡能吸引观众的都可生存,于是,在大众趣味上有很好的积累,并不断能拓展题材、开掘类型、探索电影语言。
香港电影的文化特殊性
20世纪50年代,香港无论国、粤语电影都非常蓬勃,不过,除了市场运作之外,香港电影亦有其文化运作的。例如,在社会写实美学上,20世纪50年代粤语电影《父母心》(秦剑)、《危楼春晓》(李铁)等就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那个年代,香港可说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郑树森以其左中右共容,而以“中立”名之,李欧凡则以其地理位置、历史心理的与中原对位而以“边缘性”述之。
当时的香港电影,比大陆与台湾更特殊的有最少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证之于当时的影片,确实如是。例如“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创立,把巴金 (1904-2005)的“激流三部曲”搬上银幕,短短一年多拍了《家》(1953,吴回)、《春》(1953,李晨风)、《秋》(1954,秦剑)。
《故园春梦》海报“激流三部曲”得到空前成功,叫好叫座,《秋》更是当年卖座冠军。此外,《爱情三部曲》、《寒夜》、《火》、《憩园》等都被粤语文艺片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改编为电影,左翼国语电影界,亦先后推出《鸣凤》(1957,程步高),以及由夏衍编剧的《故园春梦》(1964,朱石麟)。至于曹禺作品,他早期最成熟的四部经典中,《雷雨》 (1934)、《日出》 (1936)、《原野》 (1937),在20世纪50年代就先后被朱石麟、 胡小峰、王引、吴回、李晨风等改编为国、粤语片了,最成熟的《北京人》(1941),亦由李晨风于1963公映,以《金玉满堂》为片名。当时,两岸都没有这种现象。
此外,它在通俗文化上承载了许多中国文化因素。例如武侠片和功夫片的拍摄,除了有市场价值之外,更有文化价值;粤剧电影,除了保留了传统表演艺术,更在美学上有所提升,李铁 (1913-1997)《紫叙记》 (1959)、《蝶影红梨记》(1959)的镜头运用,气韵生动,人物情感与镜头布局混融,放在同年代的世界优秀电影当中亦不会失色。
香港电影·华语电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海峡两岸三地各自有新的冲击:大陆政治解冻几年后,于1979年改革开放,香港本土文化明确地形成,而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开始走向解严 (1987)。事实上,1979年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开始拍电影,台湾则有新电影的崛起。
林年同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三个时期中国电影的开始。不过,从现象看,三地新电影各具本土感性,是对各分流的中国文化空间前一历史阶段的反拨,各自有其精彩,所以,从历史辩证法去看,也许可说是20世纪80年代是第二时期中国电影的高峰。
《梦醒时分》影片截图我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电影才进入第三个时期,三地中国人联系在一起了,重大的事件唤醒“中华”的感觉与意识。因此1989年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两岸三地在电影文化上的合作,譬如张艺谋与张艾嘉合作的一部电影《梦醒时分》 (1992,林俊贤),讲述香港出生,北京长大的马莉从北京申请来港后的故事,由巩俐和钟镇涛出演。
那个时期产生很有内地与港台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影片,到《卧虎藏龙》(2000,李安),则开始有美学上的合作,尝试探索更多中国传统美学元素。因此,1989年之后产生一种民族上的、文化上的融合。
那么,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拍出更多文化上属于中华美学的Chinese Film呢?如果能够拍出、并让全世界都能够欣赏到“中国性”,而不是因为异国情调,或者为了打入中国市场的缘故来关注带有中国文化素材的中国电影。从这个角度讲,第三个时期能够起到连接政治、经济、美学、生产模式以及市场等诸多配套因素来推动中国电影的时期。这也是《投名状》、《英雄》等电影应运而生的原因。这种现象除了迎合市场的需要,还有美学上的需求,朦朦胧胧之间,电影人希望得到最广大华人的认同。当然,中国大陆的电影美学感受与香港、台湾的电影美学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未来还有很多美学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香港电影在中国电影之江河中或许会随波逐流,但也许能在华语电影的海洋中杨帆彼岸。
摘自《青年电影手册》
卢伟力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