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年伍迪·艾伦访谈，摘自《Conversations with Woody Allen》，对话发生时他正在忙《安妮·霍尔》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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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不去揣摩大众心理，以免（在创作上）向轻松、合家欢的方向靠。思考下一部拍啥时，尽量纵容自己对戏剧（drama）的嗜好，而每个直觉都告诉我该拍个贴近生活的故事（real story）。因为如果下部电影还是那种故事，作个假设，我推选一台IBM机器做美国总统，因为它是个诚实的候选人，会是完美无缺的总统，然后放上花色各样的讽刺，给它配个老婆，让它和宗教领袖对话。观众会以疏远、理智的方式看着我笑，但我想把他们引入更个人化的喜剧中来。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观众在《傻瓜大闹科学城》和其他片子里见到的，只是我作为演员和编剧的一小面。他们看到的那一面里，我能演夸张、段子化的喜剧，但那只是我能做的一桩事。就好像给他们看了点有趣的消遣，但那不是完整的我。或者更准确点说，我希望做到更多：让他们觉得角色更丰满，暴露更多面的自己。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方向，试图挑战自我限制，哪怕一丁点也行。
我知道下一部电影要和（戴安）基顿合作，所以有阵子在想做成（斯宾塞）屈塞和（凯瑟琳）赫本演的那类东西，因为那会很好玩。问题是，你根本想不到那些剧情现在看有多老套。你把它们当老片看，所以很悦目。可那些片子都很重情节，所基于的机理早已过时。
在这个新剧本上，我试着从内在入手，由神经向外，所以一百年后看都不会过时。打个比方，在《Pat and Mike》（注：屈塞、赫本联袂的喜剧）里，先有了两个角色，然后编剧构思出情景喜剧式的情景：她是个运动员，可男朋友一在场就没法正常发挥，或者是那种男女相克的东西。他们都是纸板类型，而非个体，幸运的是因屈塞和赫本的伟大而变得生动。
《安妮·霍尔》（Annie Hall）剧照，黛安·基顿（Diane Keaton）（左）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右）如今要做生活化喜剧故事（real comic story），问题很细微。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大难关。举例说这个女孩要和我同居，但也想保留自己的公寓，以作为独立自我的心理象征。这类冲突很有意思；可以帮我们学习理解人物——去尝试分析他们的行为，或是至少意识到这里有心理喜剧元素可资利用。但从中发展视觉化的矛盾冲突会很难。
早上十年的话，冲突就不一样了。对白喜剧（talk comedy）总是关于外在事物。光凭角色很难激发足够多的电影火花。如果戴安和我在电影里作现实化争论，如今会倾向于带有心理学暗示。我们不会这样争，“亲爱的，我们说过要去乡下试住一个月，可现在地下室被淹，家里都有浣熊了”。而是很可能她会这么说：“我情愿住西海岸”，然后我说：“你想住西海岸，是因为你家里人住那儿，你们家人对你有种神经式的吸引”。当然，也许浣熊更搞笑。
要是你看电视情景喜剧的话，就能见到旧套路的完美范例。情景喜剧都是情节驱动的，名字已经说明了：是情景在逗观众发笑。有人来你家，你以为他是检查官，实际只是个蠢职员。只需撑满半个钟头就行，哪怕是最简单、平常的情景喜剧都有非常高端的段子创作。出色的段子。
《绛帐海棠春》（Born Yesterday）剧照基于角色写会更难，但对观众而言意义大多了。我总说最棒的美国喜剧是《Born Yesterday》，它的源头是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真正伟大的是Henry Higgins和Liza Doolittle（注：《卖花女》里的角色）。笑声来自于人物，而不是段子。《Born Yesterday》完全基于角色并置——她是金发傻妞，还是个俗气歹徒的女友，而他是知识分子。
话说回来，我爱段子。没人比我更欣赏鲍勃·霍普的片子。但因角色而笑，这样很棒。拿《The Honeymooners》里的Jackie Gleason举例好了。真正滑稽的是他的角色，所以（那场戏里）他和Art Carney以为在喝酒实际喝的却是苹果汁，然后心理作祟越喝越醉，这很搞笑。顺便说一句，尽管鲍勃霍普喷过无数段子，真正让他不朽的是这个霍普形象。我会忘记他的段子，却忘不掉他的角色。
所以在我和戴安合演的电影里，她总显得更搞笑，因为我把段子都写给自己了——我能把段子演好，逗观众发笑——但戏里的她总是很搞笑，因为她的东西总是基于角色的。像《安妮·霍尔》这样的电影，我能轻松扮滑稽，而她是在按角色过。
来源：汽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