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张艺谋筹拍《红高粱》，组织相关人员去看日本电影《鬼婆》，因为《鬼婆》里面芦苇拍得非常好。那次，姜文认识了一个人。用姜文的话说，“我乍一看这个人的时候，首先吓我一跳，特别瘦，还留着点儿胡子，眼珠儿基本上不动，还有一半藏在眼皮里边。我说，这是个什么人呢，他说我叫顾长卫”。
著名摄影师、导演顾长卫顾长卫被称为“中国第一摄影”,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奖的摄影师。搜索他的名字，会有一大串相关电影人，如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还有有一串摄影作品，如《孩子王》、《红高粱》、《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文艺青年非常喜欢的他的导演作品《孔雀》、《立春》。
顾长卫在媒体的笔下常常被书写成一个“木讷的”、“不善言辞的”电影人。但是纵观顾长卫的电影行走足迹，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表面平静，内心实则澎湃。在电影《立春》中，顾长卫最喜欢的角色是王彩玲。“因为我从小爹妈就教育我说‘咱家的孩子没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聪明也不会来事儿’，所以一直都没什么理想，老老实实随大流就行了。我就特别想成为王彩玲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经历那么多与众不同事儿。同时这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自己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不这么想。电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起步——第五代的摄影师
有的人说摄影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要说，摄影师是一目了然。
1982年，顾长卫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我的理想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变化，最初想当个火车司机。上大学后的理想就是能留在北京。我那时候怎么会想到我有机会上电影学院，初中学美术的时候只想着在单位的工会当名宣传干事，这是我不想当火车司机之后的理想。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还挺有感触的：“完了，告老还乡了！”那时，连落叶归根这样的词语都联想出来了”。
即使这样，西影厂差点还没接收这个后来的“中国第一摄影师”。“我跟赵非、智磊分到西影厂。但在西安晃了一个多月，人家还不接收我和赵非，理由是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片子来拍。我跟赵非已经给电影学院院办打了电话，汇报了我们在西安的处境，说如果西安不要我们的话，我们就马上坐火车回北京”。
《阳光灿烂的日子》工作照，顾长卫（左）与姜文（右）西影厂终于还是接收了他们。1983年开始，顾长卫开始做摄影师的二助，半年后成为助理，1984年他作为摄影师拍摄了《海滩》。《海滩》因为大量使用自然光，寻求更加贴近现实的表现手段，对当时电影界的拍摄风格冲击很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后顾长卫的合作对象变成了张艺谋、陈凯歌、姜文……
《孩子王》、《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由他掌镜的影片几乎囊括了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为经典的电影。
因为拍摄《孩子王》和《红高粱》，他获得了1988年双料金鸡奖。而《霸王别姬》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成为中国摄影师至今获奥斯卡提名的唯一一人。
顾长卫非常喜欢陈凯歌的《孩子王》，他认为是一个有道家精神的影片，间接地隐喻中国的历次运动，从而反思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在实拍的时候，顾长卫把摄影机架到了山坡上，每隔半小时拍一回，从东方欲晓到大雾弥漫到星月争辉。在稳定的大山背景下，让人产生了一种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效果。“其实我说过，一个地方总是和它有了某种感情才会觉得美。我的那种（对云南的）感动可能和当时《孩子王》的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82届刚刚开始拍电影，很容易被人咣叽一下按那儿，如果拍不好，‘你×以后别拍电影了。’最后好几天跟文革似的，整顿，决定到底拍还是不拍。拍完后怕洗坏了，擅自送到北京洗。剧组的人早晨三四点钟到思茅，然后坐车到昆明，坐飞机到北京。当天晚上两点多北京来长途，底片没问题！我×，拥抱、握手，就那样过来了，于是那个地方就特别有感情。”
为了拍出《红高粱》那种热血和酒神精神，顾长卫从光线、颜色、布局、机位、角度、加滤色片等多方面进行了精心的构想，《红高粱》洒脱张扬，充满大自然的生命感。1992年，凭借影片《霸王别姬》，顾长卫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由于在摄影领域的卓越成就，1999年荣膺伊斯曼柯达评选的“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称号。
多年后，顾长卫转型变成了导演，但他还是觉得，摄影师和导演没有那么大区别，原则上都是电影工作者。“摄影师和导演，按老式电影的拍法，一个站在摄影机左边，一个站在摄影机右边。因为取景器在摄影机左边，监视器在摄影机右边，两个人都是在剧组最核心的过程当中”。他也自认运气特别好，与特别出色的导演合作。“一个电影好不好是大家的事，我最怕别人说这部片子摄影不错，其他不行。我不希望这样，这样显得我孤零零的，很没趣。我不给自己总结自己是什么样的摄影师，或者什么电影风格是自己擅长的。自己风格什么的最好别想得太清楚，这个是会害人的。说实话，我挺害怕给自己一个固定风格的概念。有一个概念有时候会好，可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有时候也会让自己受限制，如果自己老想着我是这样风格的人或者我喜欢做这样的东西，就会重复自己，我希望不要走一个简单的很容易被形容出来的模式化风格，自己应该适当有所保留，也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样才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和创作思路，不走老路。”
《霸王别姬》剧照摄影师总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十数年摄影师生涯的顾长卫因此还落下了病根。“我现在左眼都有点外斜，这两个眼睛看东西的目标不一致。我自己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有时候容易疲劳，我仔细看东西的时候，是需要把两个眼睛对焦的。前几年去同仁医院眼科看病时，医生才告诉我眼睛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顾长卫总是眯着一只眼睛，“一目了然呗，用一只眼睛看的时候一‘目’了然，看得更清楚了”。
走出去—为好莱坞掌镜
“当时《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我想应该到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就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拍了三部电影”。
1994年，拍完《兰陵王》，顾长卫到了好莱坞去。顾长卫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是1998年的《迷色布局》，导演罗伯特·奥特曼。当初好莱坞拿《迷色布局》的剧本给奥特曼时，他就表示要采用不寻常的方式来创造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而顾长卫正是阿特曼的首要考量人选之一。奥特曼曾说：“‘气氛’对这个故事非常重要，我觉得顾长卫的风格会给这部电影带来许多新的东西，即使一开始让不熟悉他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决定感到讶异。”《迷色布局》讲述一位正直律师遭人陷害的故事。顾长卫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极其晦暗的色调。这种风格却让演员和制片人都充满了担心。制片人悄悄地找到顾长卫，希望将亮度提高三分之一——他不敢跟大导演去说。
奥特曼也是顾长卫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虽然满头白发是个老头了，但仍然是一个非常锐利、非常机智的人，虽然整体上算好莱坞圈里的人，但是偏边缘，很多好莱坞大腕跟他合作，价钱不重要甚至都不谈价钱，就是为了一起拍有意思的片子。“那次合作之前奥特曼看过《霸王别姬》等影片，通过我在洛杉矶的经纪人介绍认识，我们一见如故，拍《迷色布局》的时候他大概70多岁，膝盖里还有弹片没取出来，随时有医生跟着。不过我能感觉到导演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很会开玩笑。跟他合作很顺利，我就是遗憾自己英文不太好，不能跟他直接交流，开会讨论剧本什么的，我确实得有翻译，比如说色调再冷一些、怎么样处理会更好等等，就确实是需要有分寸感的专业术语。现场还问题不大，因为之前都交流好了”。
在与奥特曼合作的过程中，顾长卫有两件事非常难忘。第一，虽然《迷色布局》是他在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但没想到这个剧组跟国内非常相似，整个氛围非常融洽，虽然语言有障碍，但是大家都很亲近。第二，他目睹奥特曼跟制片人吵架，“我在这一行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导演和制片人吵成这样的，当时有一场戏需要拍裸体，制片人不知道，导演让所有人离开现场，但是制片人从录音师那里的监视器看到了，非常生气，跑过来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让影片变成限制级，结果奥特曼大发雷霆。他平时很可爱但是非常有原则，在美国拍片，甚至连保险公司都能提意见，但他无论如何都会坚持，所以好莱坞都很尊敬他。”
《迷色布局》之后，奥特曼还邀请过顾长卫两次，但都没有合作成。
《迷色布局》（The Gingerbread Man）剧照1998年的文艺片《浮世男女》是顾长卫在好莱坞的第二部电影，由大明星西恩·潘夫妇分别主演男女主角，他们并不要报酬。“文艺片虽然赚不到钱，但是一些好演员依然争着去演，树立自己的演技形象。西恩·潘很有敬业精神，有一场挨嘴巴的戏，用全景、中景和近景反复拍了三十次，每一次都是真打，没有半点偷工减料的”。
顾长卫在好莱坞的第三部电影是陈冲执导的《纽约的秋天》。那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浪漫爱情电影。讲一个身患绝症的美丽少女，爱上了一个50岁的花花公子，后来浪子回头，但一切都晚了。最后花花公子明白了一切，找回过去的女友和以前生的孩子，一家团聚，回归家庭。“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经典作品，但应该说还是拍得很感人，也很温馨，如果没有那么多类似题材的影片，这部影片还是写得挺好看的，很煽情”。
顾长卫对好莱坞的工业体制印象深刻，“好莱坞电影工业系统很成熟，用各种软件核算每天的进度，每个项目，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进行，有时候和艺术规律拧着也要拍。这对电影工业特别有用，但对艺术性有限制。只有斯皮尔伯格那样极少数的导演能自行决定进度，因为他的电影都赚钱。中国导演对艺术控制和影片有决定权，所以在中国拍电影也有幸运的地方”。
回国：吃了五年的“软饭”
“从1999年我做完《纽约的秋天》的摄影，到后来拍《孔雀》中间五年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没挣过钱。这话我也不用不好意思承认，就是靠老婆养着的。不过她并不在乎，我也挺坦然的。”
1999年底，拍完《纽约的秋天》后，顾长卫便决定回国了。离开的时候，有不少人挽留他，但是顾长卫毅然决然，“活儿是挺多的，但好莱坞虽然每年好几百部电影，真正不错的，一年也就几部。这几部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那边人才非常多，拍一戏倆戏的，另外一拨人就出来了，那江湖多险恶啊。它是一个国际的圈子，大家都上那儿玩去，它自己也保护不了它的工业了，变成很开放的，一方面它到外国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它也开放自己的市场，任何人都可以去那儿”。
《纽约的秋天》（Autumn in New York）剧照多年的摄影工作使他的一只眼睛视物模糊，医生确诊为斜视，不宜再从事过多的摄影工作。所以回国后一直养病，他推掉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掌镜邀约，从此闭门不出，专心吃起“软饭”来。“其实除了长期的摄影工作造成的职业病迫使我在家休息外，我本身也是有些惰性的人。”顾长卫谈起这段日子，笑称自己是专职在家里带孩子。儿子的出世对于迈入不惑之年的顾长卫的意义非凡。他给儿子取名叫“顾和”，意即和气、和平、和睦。这个8斤重的孩子，一出世就让这位大摄影师当起了“奶爸”。这个对各种型号摄像机了如指掌的男人,面对婴儿的奶瓶却束手无策，经过数次的挑选，才找到最合适的奶嘴。那段时间是顾长卫的一段迷惘期，烟也戒了。“不是因为花费，我就是觉得我抽烟那劲，有点病态，比如说早上醒来，没起床，先抽两根，洗脸刷牙之后再抽两根，才去吃饭，我就觉得有些病态。人的一生，如果你不是那种大智大勇的人，可能总得有一段时间的迷糊、迷惘。一口气做了这么多年，好多人都改行了，做到最后吧，我就觉得不够满足，老是希望能遇到比较好的片子、班子，眼光也会越来越高，整体水平提高的时候，你会想好的里面还有更好的。所有我就会想哪些是最有意思、最值得拍的，虽然作为一个摄影师，有时某种东西是我特别喜欢拍的，但是之前我拍过好几个了，到底还有多大的激情愿意去做，一直到03年拍《孔雀》之前这段时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找不到那种特别刺激我想干的事”。
转型——摄而优则导
“假如说你做摄影师已经做了一些片子，然后驾轻就熟，但发现你做的很多事情开始重复了。你如果就混个‘当代中国不错的摄影师’，完全可以，但问题是这样做有多大意义?要不试试那样?……就这样的过程。不是因为什么梦想。我觉得要是能做摄影师也能做导演，可能就多一些生存的机会。坦率地说，可能多一些混饭吃的机会。”
张艺谋曾说：“顾长卫不会满足于做摄影，他会做导演的。”由摄影师到导演的转变，张艺谋只用了几年时间，而顾长卫这一步跨得却更为漫长。吃了五年的“软饭”之后，顾长卫终于又在电影界露面，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摄影师，而是导演。
顾长卫作为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孔雀》的剧本完成于2000年，曾流传于很多导演之手，甚至有一位导演还在剧本故事描述的地点安阳开拍了这部电影，但拍了十多天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停拍了。虽然那些曾经看过《孔雀》剧本的人都对剧本表示一致认同，但最后剧本被顾长卫攥到了手中。“我看了剧本就很喜欢，觉得丢不下了。”顾长卫行动起来——2003年4月9日，《孔雀》在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城镇，一个被称为水冶的地方开了机。《孔雀》是一部描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运遭遇的故事。
《孔雀》剧照女主角本来想找章子怡，可惜章子怡要拍侯咏的《茉莉花开》，之后又有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没有档期，于是换成了跟章子怡很像的张静初，后期制作的时候，找了王朔和田壮壮来剪。“总的感觉是他们下手都比较狠。于是我把被剪掉的又找回来，自己再剪过。”
拍《孔雀》的前一年，顾长卫在做《青衣》，当然那个剧本到现在一直没有做成，到现在也还没拍。想起来这个事儿，顾长卫就觉得望而却步，望而生畏。“我这个人做什么都是被逼的，实在没退路了才会去做”。
虽然阅历过无数的大场面，但是第一次坐到导演椅上，对于顾长卫来说还是有些紧张，“我觉得最不熟悉的就是那些程序。一般的摄制组在开机之前都要开一次剧组大会，导演要做导演阐述，摄影要做摄影阐述，主创每人都要说一段，《孔雀》就没开，我怕开，一想到要跟那说上半小时，我就特别郁闷。以前在现场还要导演自己喊开拍，我就怕这个，好在现在都有经验丰富的执行导演，他会做这些。我只要轻轻地喊停，他就会把话传下去。《孔雀》之前我做了20年的摄影。站在导演旁边看这么多年，该学的也都学得差不多了。但真的到了拍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不懂的地方。以前做摄影师的时候老看到导演跟演员嘀咕。拍《孔雀》的时候，我问雯丽（蒋雯丽）平常导演都跟你们嘀咕啥？这可是私己话儿。她跟我说了，我再学着去跟演员沟通”。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的第二部电影。《立春》没送柏林电影节，也没拿银熊。但比起《孔雀》，《立春》其实更完整，更复杂，野心也更大。《孔雀》写的是一家人，是3个孩子，以家庭看社会。《立春》里却写了6个人，有脱离实际的艺术青年，也有在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中自得其乐游刃有余的世俗主义者。在《孔雀》的结尾，旁白说:“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在《立春》剧组里，每个成员的衣服上都印着:“立春一过，城市里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就不一样了。”这是电影开头的一句话。蒋雯丽饰演的王彩铃在《立春》中有一句独白：每年的立春一来，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
比起《孔雀》，《立春》的年代推后了10年。1984到1994年，这个时代，正是顾长卫成长中占重要位置的时代。顾长卫清楚地看到了现象背后的社会变革：“铁饭碗的时代终结了，公费医疗也改变了，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无法适应。但人开始面对更多的选择了，开始去安排自己的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有得就有失。”
《立春》工作照王彩玲、黄四宝的故事，在顾长卫看来，完全是身边人的故事。顾长卫家里有个亲戚，一心考美术学院，考了很多年都没考上，最后考到了天津美术学院。《立春》剧组里有个工作人员，没多大才华，但为了影视充满了梦想和疯狂，什么钱都不要，也要做。他的手摔坏了，要打石膏。顾长卫安慰他说，石膏打过之后的形状正好像在握着摄影机，他一听就特别激动。
《立春》中，顾长卫最喜欢的角色是王彩玲。“因为我从小爹妈就教育我说‘咱家的孩子没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聪明也不会来事儿’，所以一直都没什么理想，老老实实随大流就行了。我就特别想成为王彩玲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经历那么多与众不同事儿。同时这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自己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不这么想。电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立春"里面一群人都是不太安分的，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王彩玲是是个典型，表达了对理想对未来的一种光泽。我觉得她挺不普通的，一不能用简单的结果来评判她，有的时候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最光彩的应该是她的经历，她还是很有尊严的。虽然戏里丑了点胖了点，但是更有生活质感，这才是真的生活”。
起步前——一个外省青年
“我小时候会像《孔雀》里的哥哥那样倾听收音机，可能很多外省人关于那个时代常常有这个记忆，收音机里传来报时：‘滴滴滴滴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整’。对于众多平凡的人来说，看到那真的火车、铁路、公路，从眼前延伸到远方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在读这样课本的时候，会不会有像外地人那样的感受。什么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就是你真的知道外地人在读到这个的时候，心情真的不一样。当你坐火车快到北京的时候，列车员在车厢里广播，背景音乐一放，那真的是什么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你一听就high。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换个角度，从很普通的、很平常的角度去想特别容易理解”。
《孔雀》中的姐姐、《立春》中的王彩玲、黄四宝，他们可以归结为“外省青年”：正如俄罗斯文学中要“到圣彼得堡”去的、巴尔扎克笔下要“到巴黎去”的外省青年。在《立春》中，王彩玲说，每次我看到有人提着行李离开这个城市，我就觉得特别羡慕，不管他去哪儿。
《立春》剧照顾长卫从小在西安长大，后来在北京混。一个人少年和青年在哪里度过的，确实影响很大。顾长卫的父母都是教师，是个自小就被收拾得特别规矩的人。“有一回，他们在讲小时候谁打我更狠，妈妈就说，有一回我父亲打我，基本上就像踢足球似的，‘咣’一下，‘噌’就到那边墙上去了，然后才落下来，我记得我妈在给我说这个情节的时候，她都落泪了，但是，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妈妈打我的时候，她是另外一种风格，拿着那种扫床的笤帚疙瘩，那种穿了很久的解放鞋底儿，很光、很软的鞋底儿，摁那儿，照屁股上一抽，抽上十分钟、二十分钟”。家庭环境和教育，使得顾长卫成为一个比较谨慎胆小的人，对自己的明天很少有幻想，但他打小就喜欢美术，“小时候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画画的过程对你是有好处的。画画的过程有点像闭关的过程，有时候即使不在画室画画，比如骑着自行车也可以画画。别人也许觉得一棵树很简单，但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它或弯曲或笔直的树干、粗糙的树皮，甚至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特点，要把这些都表现在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顾长卫今日依旧记得那时画画的感受。
从1972年到1977年，顾长卫有很多时间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当时，他家附近有一个工人文化宫，他就在那儿帮忙。每周二、四、六、日，是文化宫规定放电影的日子，顾长卫的任务是在电影放映之前，站在门口收票，电影放映了以后，就可以进去看电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站着看，也可以坐在座位上看，还可以到银幕后面看，或者钻到剧场天棚顶上看，甚至也可以到放映室里面看放电影的师傅怎么工作。
电影院的巨大的暖气管道，地下通道，他基本都熟悉。电影聚光灯前面那玻璃，前面那凸镜，拆过回家做放大机。“那时候放映室里面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棒，一会儿就要调一下角度，不然燃烧发那个光，距离过大，可能变糊就没有了。放映机是座机，还有一排的灯，叫排丝灯泡，现在不一样了。1990年左右我拍电影，有一种炭精灯，就像这样，烧碳棒，灯光师傅就老得调，调正负两级”。
《立春》工作照1977年，恢复高考。做了两年临时工的顾长卫考的是西安美院油画系，没考上。半年以后他很偶然地发现有个电影学院，电影学院有个摄影系，他觉得那与画画有关系。1978年秋天的一天，6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陕西籍学生同车离开了西安，他们是：顾长卫、张艺谋、赵非、侯咏、智磊、王小列。考试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顾长卫一天去西安工艺美术厂找工作，结果没能被录用。在回家的路上，还突然碰到暴雨，感觉更不好了。狼狈地回到家，他看到院子里两棵桃树被风雨折断了，青涩的桃子撒了一地。正是吃饭的时候，父母拿出一个信封，信封右下角是“北京电影学院”。顾长卫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实在太难了。“我平时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但这时才吃了半个，再也咽不下去了”。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学四年，顾长卫每星期至少要看三部电影。学了电影专业，再看电影的时候，顾长卫是有目的地看的，每看一部电影，他都会做很多笔记。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做这些笔记完全是摸黑进行的，跟默写似的。回到宿舍后，他再把这些笔记整理出来，记到一张硬纸板上，然后把做好的那些小气氛图贴在上面。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联合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这部电影并不成功，但那段经历却让顾长卫明白了许多道理。“当时我是站在升降车上，摄像机架在上面拍，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兵团的战友牺牲了，那样一个戏，我觉得那感觉挺好的。我一边讲话，一边还在抽着烟，后来就被我们一个指导老师给喝住了，说让我把烟掐掉，我就跟他解释，我为什么那时候抽烟。”指导老师说，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养成最好的习惯，就是要把那股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用的点上。光知道激动，不想着如何去表现，只能算是一个一般的摄影师。从那以后，顾长卫养成了一个特点：越是兴奋的时候，他越沉着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