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是八八年八九年前后吧。父亲跟着几个朋友出差，去了青岛、海南、广州等地。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椰子、飞机餐具…… 还有一台索尼牌的录像机，父亲也无师自通的搞定了卡拉OK，甚至手工制作了一对音箱。
《黄金时代》制片人程育海那时候，楼道里住着一个年轻漂亮女老师，晨跑回来，总能见到她一头短发湿漉漉的出门倒垃圾；晚上，家里总聚着很多叔叔阿姨，震耳欲聋放着《三套车》、邓丽君……
卡拉OK让那时的记忆永远都有夏天味道，大人们吹牛说着千余公里之外这个国家的春潮涌动，八九岁的我则盼望着他们唱累了心情好，可以播放《陆小凤》或者再放一遍《上海滩十三太保》。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山西，远离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远山区三线厂。离我最近的，是矿山日夜轰鸣的运煤机和电厂永远雾尘遮日灰色天空。
那时候，爸爸妈妈们还年轻，三十多岁、精力旺盛。妈妈们一度流行穿着脚蹬裤拉家常，爸爸们着各尽所能找来各种录像带，互相借阅。跟着父亲，我开始看各种港产片，有成龙的功夫片、邵氏动作片，甚至偶然会有好莱坞电影…… 当然，顽皮如我会从大衣柜里偶得一两部大人藏匿的三级片，片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美国片，讲百货商场的夜班守卫跟变成真人的假模特之间的爱情故事。
没错，我跟电影的关系从娱乐开始，且极不严肃。
等到中学，终日逃学的我，开始最大限度利用家里的录像机。小伙伴们四处租来录像带，分享各种电影，有《终结者》、《本能》等。那个时候，几乎每周都要看个三四部电影，极不挑食。
大抵，看录像带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跟“混混”这个词一样，代表着某种危险而牛逼的讯息，让青年荷尔蒙爆棚的我们无比沉迷。小伙伴们喜欢泡在录像厅看三级片，喜欢在录像厅为了好位置跟人打架，喜欢为了租到录像带偷钢铁卖钱……
即使学习压力陡然增大的高中，看录像带这一爱好也依然保留，且愈演愈烈。或许小乡镇的时间总是过的慢一些，流行也没那么朝三暮四吧。已知早恋为何物的我们，开始肆无忌惮聚众看黄色录像，甚至几度危险地逃离警察抓黄现场。高三毕业前的全班聚会项目，就是包饺子和看录像带。那晚，我给全班男生女生选的片目是：《精武英雄》和一部三级片（片名忘记了）——显然是希望在毕业前借着酒劲发生点什么。
《精武英雄》剧照1998年发生一件事，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高考失败，复读——那一年，看片视野得以突飞猛进。
山西临汾，曾经是中国民间黑社会势力气焰最盛之一，有着无数背靠莫名其妙势力的录像厅，而且录像厅老板们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迷影者。他们观片量巨大，总能找到各种奇奇怪怪的电影。那一年，我周末每每流连与录像厅，看了《远离赌城》、《天使之城》、《我心狂野》、《教父》等各种电影。
1998~1999年，那一年，我终于不再满足看成龙、李连杰了。那年，我也终于考上了大学。
如果说，1998~1999年的观影，让我终于知道录像带是录像带，电影是电影。那大学四年，就是真正恶补电影的四年，基本上本着宁可错杀三百绝不放过一个的态度，是片就看。并且靠着图书馆的资料和《看电影》杂志，开始恶补。用今天的话说，那些年，很满足自诩文艺青年，很骄傲于做一个ZB电影青年，言必大师。没办法，爱电影首先都是从爱上自我感觉良好开始。
四年大学，看电影、喝酒、搞辩论赛。后两者当然无法帮助我找到工作，所以2003年毕业后，萌生出了去上海的《看电影》杂志社应聘的念头。恰好那时候家里允许外出闯荡；恰好那时候无知无畏。
二
2004年春，豪气万丈闯荡上海滩。迎接我的是上海刺骨的冬天、吉祥馄饨和闭门羹。
对于北方人来说，上海的冬天跟灾难没有区别。借住在破屋里的我，总是凌晨五六点被冻醒。找不到工作，只好日日以便宜的吉祥馄饨和咸肉菜饭充饥。去了永嘉路——就是《看电影》杂志所在地，被拒之门外。
《看电影》杂志封面（图/ 看电影杂志微博） 一气之下，我给杂志社出版人写信、发快递，以“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错误的选择”为由，控诉之。可惜无效。只好另谋出路。
那个年代，上海楼市、车市蓬勃，我周旋于各种销售工作，卖房子、卖电器、卖建材，什么赚钱做什么。最艰难的时候，一日三餐以白粥充饥，但每个月都买电影杂志看；偶尔，还会跑到《看电影》编辑们常去的拉面馆吃饭，制造偶遇编辑们的机会，听听他们聊电影，很满足。
之后三年，每年夏天，都会给《看电影》投简历，倒不是不甘心，只是每每看到好片，就忍不住热血，想写东西，写完也不知发到哪里，就死马当活马医。
幸运是，2006年，他们居然真要我了，原因也不太清楚。高兴地辞去高薪工作，跑去编辑部上班，被家人反对，第一个月工资才开了600（15天左右的试用期工资）——这不过是当时我出去应酬的一顿饭钱。一气之下，全部花掉。
2006年~2009年，有四年半，从一个写稿子差到没人理睬的家伙，一步步干到《看电影》副主编、《香港电影》主编。只能说，那四年异常值得，那是又一个大学四年，经历了人生第二个完美的学习时光，跟一群无比单纯热爱电影的家伙为伍，幸福得像花一样。
09年，因为私人原因，调职北京做记者，开始东奔西走，创下编辑部单日采访12人的记录，也完成了跟电影行业的初步接触。2010年秋，离开编辑部。
可以说，基础的电影审美、电影理论都是在编辑部那五年学得的，更重要是学习到永远对电影要有敬畏之心。至于图片、文字、采访之类的能力且在其次，那些东西只要下功夫，人人都学的会。何况，我一直根深蒂固觉得，自己是个没天赋的媒体人，全凭蛮力和用功来写作，而非天分与创造力——因为见了太多文字有天分的家伙。
离职，是资质平庸媒体人最实际的选择，当时觉得，必须入行。
三
201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正在看费里尼《甜蜜的生活》修复版大银幕，接到电话，上班、进组——我被发进了管虎导演的《杀生》。
汶川旁边的桃坪羌寨，一待就是三个多月。说什么条件艰苦也没意义了，一切都过去了，留下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即便日日地震、命悬一线。跟黄渤、余男等演员一起工作，让过去所有纸上故事成真，经历又一轮炼狱。接着是漫长的后期工作，陪着剪辑师一起熬夜，天天剪辑到半夜，吃烤串、喝啤酒、弄片子……
从那时开始，北京城之于我，仿佛永远是凌晨12点后湿漉漉的长安街。
也正式入行了。
《杀生》剧照从那时开始，找剧本、找编剧、聊创意…… 有过半年每天睡两个小时的经历，开会困到神志不清；有因为过审急得在大街上痛哭流涕；更有过面对十几个不靠谱富太太投资商的折磨；还有签了合约被晃点，搞到自己垫钱无数……
电影人，就是把各种不堪留给自己，把好的放在大银幕上留给观众。有时候累到极致，也会抱怨，自己为什么非要做电影呢！但每每睡醒也就打消了此念头，谁让喜欢呢。更实际点说，一把年纪，转行也来不及了。
曾经跟朋友聊天，他问有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此时才发现，生活里除了电影，别无其他。工作是电影，娱乐也是电影。不知电影人的真实含义，是否就是生活里只剩下电影的人。若真如此，我还不够纯粹，因为还有家人，上有老、下有小。
2012年，有幸跟随许鞍华、李樯一起工作，至今三年多，都绕着《黄金时代》打转。自认为，这是无比完美的三年，跟行业内最优秀的老师一起，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关于创作、制作学到的东西自不待言。更重要是，真正见识到，什么是超一流的创作者，怎样才是纯粹的电影之心。
记得许鞍华导演有天安慰压力巨大的我说，“人生有限、艺术长传”。很难像，没有他们的指引，我是否能够步入正确的电影之路。
四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世界”。——《文学回忆录》一度是《黄金时代》剧组主创们的枕边书，我最喜欢是书中来自尼采的这句话。真能做到不为世事左右、不为潮流魅惑，平心静气追寻所愿，就够了，最后那结果的华彩篇章，是奖励、并非目的。
《黄金时代》剧照回过头看跟随《黄金时代》这三年多，再看这个项目，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句话。
早在项目之初，制片人覃宏先生选择投资《黄金时代》，本就是个逆流而上的举措，毕竟这样一部投资近亿的项目，有着太多的“不够商业”，比如萧红被知之甚少，比如许鞍华电影票房内地最高不过《桃姐》，至于汤唯主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李檣编剧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火爆，那都是之后的事了。我以为，这份选择来自对好项目、好电影的信心，而好电影的稀缺性才是最大的商业价值。有时候，电影奇迹就是由一些看似偶然的任性铸就，这任性，基于好电影在观众、市场的稀缺性而来。
而五个月的拍摄中，剧组一派和睦，各个部分团结一心地努力，几乎到了不计较岗位、不计较报酬的地步。执行导演周惠坤曾在杀青时候跟我说：“育海，你要相信，这样的电影，至少是50年一遇”——而他从嘉禾年代就是副导演，可谓久经沙场，他的话，我信。
拿我自己来说，自己本是星美公司文学策划，拍摄期间，担任的是许导的助理。一年多下来，承蒙覃宏先生信任，杀青后成为电影执行制片人，负责相关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我也深知，论工作能力和经验，我还远远不足。这个执行制片人，是奖励而非名副其实。我也知道，在这部电影的三年多里，每天自己付出了多少，朋友笑说我傻。个人以为，既然选择做了电影，就没有什么岗位内、岗位外、什么休息、薪水合适，一切能让电影更好、力所能及之事尽量多做。别人说什么是别人的事，我才不管，也没时间管。更何况，亲眼所见李檣如何创作剧本、许鞍华导演怎样完成拍摄、演员们如何投入，每一个人在这个项目中，都在一次次超越自己、拿出了纯粹的投入与专业。
没错，市场越来越好，可太多人选择“好项目”，搞出“烂电影”，这无可厚非，但我也相信，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好电影、好项目”的，毕竟，我们爱上电影，不是因为“电影项目赚钱”，而是因为“好电影”打动人心。
一切到最后，都会值得的。
来自：《华语电影市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