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京剧创作演出样板戏是最伟大的革命成果。不过一场全面的文艺革命，在其他领域也要有所表现。由此而来，电影故事片的创作问世就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73年以后一批新制造的故事片陆续问世，第一批有《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嗣后，《春苗》、《红雨》，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艳阳天》、《金光大道》，重拍《渡江侦察记》等老故事片，一直到1975年的《创业》，“文革”临近结束的《反击》、《决裂》，大约共有10多部故事片批准上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展示给国人。
《青松岭》小人书 “文革”时期的创作，首先确保政治正确。作品都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极左诠释。民主革命时期绝对突出毛泽东的大救星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歌颂一系列极左运动的正确必要。艺术塑造方面，照搬样板戏的“三突出经验”，英雄人物贴上观念化的政治符号，所谓艺术典型，其实没有什么艺术生命力。由于笼罩在样板戏的强烈光影里，这一批故事片的宣传大多低调处理，和样板戏的横空出世高调宣传难以比肩。“文革”结束以后，这一批电影又由于时代的印记，艺术上先天不足，清算“文革”极左思潮时，它们也随着受到了有区别的批判，随后就销声匿迹。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些曾经的制作了。但有一部故事片，却是在“文革”时期就占尽风光，俨然位列各部故事片之首，“文革”以后，也没有受到什么批判伤害，依然时时被官方民间提起。影片里的插曲更是跨过了历史时代，至今重大活动时时响起它的旋律。红歌风起，它们是骄傲的热门。历经路线斗争曲折九曲回环，光耀无比走到当下。它就是故事片《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1974年10月上映。故事讲述的是国共内战时期，一个红区的孩子投身血光拼杀的故事。红军撤退以后，在血腥的报复中，小小少年配合大人打游击，最后火烧炮楼，刀劈白军头子胡汉三，迎来胜利，参军成为红军小战士。
《闪闪的红星》上映时宣传规模就不一般，《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过大块赞颂评论文章。《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一个可爱的小英雄》，方锷、小峦，都是当时的文化部写作班子的化名。以创作组摄制组名义谈创作体会，也只有样板团才有此等殊荣。这种声势，远非其他的故事片一般的肯定一下可比。“文革”时期的文艺评论，要么是“赞”，比如“赞革命样板戏”，要么是大批判。没有那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论。如此评论，说明文化部门把这部作品是作为故事片的样板推出的。我曾听过编剧王愿坚的创作报告，对于“塑造小英雄”，他编过几句话：不要写平了，不要写歪了，不要写油了，等等。较之生硬死板的样板教条，他讲得很生活化。不过说到底，还是三突出蓝本的活学活用。
《闪闪的红星》上映时就有非议，一个不满十岁的娃娃，白军要烧死他的亲娘，群众救应，他挡住了说“妈妈是党的人，不能叫群众吃亏”，这样显然属于成人决断成人思维成人逻辑的大话，不晓事的少年怎么能说得出。一个小孩子火烧炮楼，刀砍一身横肉的胡汉三，也大概属于童话故事。讴歌未成年人走上战场玩命，这是人性的缺陷。那为什么这部影片能搏出上位，成为那个特殊时期的样板剧？
军事题材是《闪闪的红星》凌驾于其他故事片之上的特殊优势。八个样板戏里，突出的就是军事题材。这一批故事片，《闪闪的红星》是唯一的一部军事题材，由这个题材的制作重镇八一厂推出，《闪闪的红星》先就占领了题材制高点。当时生产活动中的大兵团作战，工厂农村到处都是班排连式的仿军事建制。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青年人戴军帽穿军装扎武装带，群众组织头头叫司令，闹得全国就像一座大兵营。最高领袖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在这个大环境里，重视军事题材，一般民众出于崇拜将军事题材置于上首，也是可以理解的大众心理。
“文革”结束几十年了，和平建设也已有几十年，但对于青少年，我们习惯沿袭斯巴达式的军事教育。一项工程，经常比作战役。一上工，战斗打响了。开拓，叫攻坚战；巩固成果，叫保卫战。插起红旗，唱起战歌。这种思维渗透各部门，文学创作队伍也喜欢叫“晋军”、“湘军”。陈忠实、贾平凹走出关中，叫“陕军东征”，广东起色了，称“粤军北上”。至于把商场比作战场，外贸视为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更是常见的表决心发誓言。在社会管理中，偏向严格秩序，喜好命令统一，忽视个人空间个性化需求，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遗韵流风。
这种思维有利于统一管理，往往为领导层所偏爱。但是，我们毕竟走进了一个自由民主张扬个性的时代，继续沿袭要不得。给社会松绑，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应该是社会管理的要旨。
本文原载于南都网
作者：毕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