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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采访时间为2010年
关于新作品的起名到内容
问：为什么要将新作命名为《社会主义》呢？
戈达尔：我一般都会提前为电影命名，提前为电影命名就像是音乐中提前定下基调一样，我会拟定一张题目的列表，比如一份充满高贵感觉的题目，或者一份有关银行的题目。一开始我给这部电影起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过随着电影逐渐成形，我也越来越有些不满意，现在的这部作品更应该起名为《共产主义》(Communisme)或者《资本主义》(Capitalisme)。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我给哲学家让-保罗·卡尼尔(Jean-Paul Curnier)寄送了一份这部电影的小册子，当时电影名还未最终确定，仅有制作公司维加电影(Vega Film)起名为《社会主义电影》(Film Socialisme)，他阅读完毕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于是我对自己说也许他是对的，所以最后我选择保留这部电影的名字。
《电影社会主义》俄国版海报问：影片在地中海巡游的想法是从何而来呢？是荷马吗？
戈达尔：刚开始我本想计划让故事发生在塞尔维亚，不过没能成功，于是我又想设计一个发生在圣马丁岛家庭的故事，不过这个也不适合电影的长度。
问：的确这部影片里的人物设置类似一本小说，这在您的作品中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戈达尔：也许吧，不过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在将所有人物都转化成电影角色之前曾被打断过，的确他们都很有标志性，有人会觉得他们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他们在地中海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故事中他们走过的路程正是当年莎士比亚年轻时走过的地方。
问：您是怎么在电影中安排这一切的呢？
戈达尔：没有什么特定的规矩，这些东西同样适用于诗歌、绘画或者数学，特别是古老的几何学。角色的组合就像是基础的几何学，非常的基础，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了海洋，这种感觉不能完全用词汇来表达，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团体，而当我们谈起团体时就会联想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谈起社会主义那肯定又会说到政治。
关于知识产权
问：您从来不对自己的影片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话任何艺术家都有可能会从您的作品中窃取东西。
戈达尔：我是反对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我认为就没有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人们把很多东西放在因特网上，大部分东西并不怎么好看，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我家就不能上网。
问：您在《社会主义》中使用的一个镜头约翰·福特(John Ford)早在1964年的《安邦定国志》(Cheyenne Autumn)中就使用过，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吗？
戈达尔：从法律角度来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去鉴定这两个镜头的差异，如果我要在法庭上进行申辩我就需要雇佣两名律师走两套系统，一个为引用权做辩护，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因为使用前人发明的公式而受到审判，而另外一名律师为摘录辩护，我并没有引用前人的东西，只是受益于他们的成果。
让-吕克·戈达问：在表现中东的宁静时，您为什么选择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创造的片段而不是自己拍摄一段呢？
戈达尔：因为我认为阿涅斯·瓦尔达的那段片段非常精彩。
问：但阿涅斯-瓦尔达的影片中并不是那么呈现的。
戈达尔：没错，这是我进行的编辑，我重新做了组合，但我不认为这破坏了原本的影片，我认为它们非常符合我想表达的东西，既然它们已经在那儿了我为什么不用呢。艺术作品不应该被当做财产进行划分。
问：您的这部电影作品在影院上映的同时也将在互联网上进行播出吗？
戈达尔：这不是我的想法，在制作预告片时，我本想放在YouTube进行一下宣传，将影片放在网络上进行播放是发行商的想法，既然他们付钱了我就接受他们的请求，如果我可以主导发行工作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花费了4年的时间来制作这部电影，在制作方面这是一部非典型性的影片，影片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成一段一段进行拍摄的。
关于电视
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您在媒体上频频亮相。
戈达尔：是的，但我现在比较介意这个事情，我不在想反对电视的某些做法了，相反我还有些相信这东西。我不认为这会改变什么，但这的确会改变人们的兴趣所在。我对电视的有些节目很感兴趣：比如讲述动物的节目、历史频道，我也非常喜欢看美剧《豪斯医生》(House)，但我不能连着看十集以上。
关于演员
问：为什么这次您会邀请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参演这部电影但最后他们的戏份很少？
戈达尔：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帕蒂·史密斯正好在我身边，所以我让她参加了这部影片，但由于她扮演角色的原因我没有必要拍太多她的戏份。因为我想引用一段胡塞尔关于几何学演讲的想法吸引了阿兰·巴迪乌。
让-吕克·戈达尔问：为什么会有阿兰·巴迪乌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礼堂前的那一段戏？
戈达尔：因为游轮上没有人对他的文章感兴趣，但面对空礼堂时，巴迪乌很高兴，他说自己终于有机会在没人出席的状况下进行演讲。我的电影中没有任何指向性，不是我创造这个空礼堂，我不想做出任何评论，我只想去表现，表达一些情感的交集。
关于正义
记者：您在电影中说道“如果法律不再公正，那么正义将会超越法律”。
戈达尔：这句话关系到作者的权利，每个DVD在开始前都会加上FBI的刑事警告，但你也可以超越表面意思去理解这句话，你可以想象罗曼·波兰斯基的拘捕事件。
问：您对波兰斯基在您生活的国家被拘捕有什么看法？
戈达尔：我又是法国人也是瑞士人，我虽然住在瑞士但我要给法国纳税，我喜欢瑞士的很多地方，而且我的根在这里，但从政治角度来讲有些事情让我很是震惊，这种震惊程度可能和波兰斯基差不多。瑞士政府不愿意服从美国，他们可以与美国对话但是不接受美国的意见，我希望戛纳的每一位电影人都能支持波兰斯基，而且正是瑞士的正义也不都是完全的正义，就像当年他们支持已经入狱的导演贾法·潘纳西(Jafar Panahi)一样 。
《电影社会主义》截图关于希腊危机
问：此次希腊的债务危机是否影响到了您的电影？
戈达尔：我们应该感谢希腊，西方世界不断向希腊放贷，哲学、民主主义、悲剧艺术，我们总是忘记悲剧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没有萨福克里斯就没有伯利克里，没有伯利克里就没有萨福克里斯。我们现代社会的科技都需要感谢希腊，希腊向当今世界要一万亿的版权都不足为过。
问：希腊现在也被指责是骗子。
戈达尔：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段诡辩，他们说伊巴密浓达是骗子，那么所有希腊人都是骗子，因为伊巴密浓达就代表着希腊。
关于美国
问：奥巴马总统的当选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呢？
戈达尔：有意思的是曾经也有其他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对奥巴马的当选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我一直都希望不要有什么人加害于他，他代表的美国和乔治·布什代表的美国并不一样。
让-吕克·戈达尔关于体育
问：您还对体育感兴趣吗？
戈达尔：是的，但我认为现在的足球完全没有什么防守可言，只是一味的进攻。除了巴塞罗那队，不过这只队伍也不能在连续两场比赛中发挥同样的水平。
关于传记
问：在过去的一个冬天里，您拍摄了一部向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致敬的短片？
戈达尔：我是受电影公司之托做的这件事情，我想使用他文章的题目，去唤醒上世纪50年代他对年轻的我们的影响，对于他这个人我真的不能讲得太多，你不能讲太多与你分享很少的人。不过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
问：您看过安托万·德巴克为您撰写的传记吗？有感觉受到这本书的打扰吗？
戈达尔：我曾快速的翻阅过这本书，因为安妮·玛丽的部分的确打扰过我，因为那一段的东西并不真实。我也因为家中有人向他提供文件而让我感到不舒服，这种方式很不好，我也没有组织这本书的发行。
问：您和埃里克·侯麦还有联系吗？
戈达尔：有一些不多的联系，因为我俩曾在巴黎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我俩以前经常聊天。
问：您看过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吗？
戈达尔：我在DVD上欣赏了他的这部作品，我个人对间谍题材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很难想象他也有兴趣拍摄这样的题材。
关于特吕弗
问：您是否真的认为特吕弗(Truffaut)的电影没有什么价值？
戈达尔：不，不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他的那种电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关于死亡
问：您是否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戈达尔：是的，不可避免得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关于死亡，老了以后会更多的去审视自己，比起以前我的社交生活改变了很多，我真的很想捡起网球拍去打打网球，但由于膝盖的原因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当你老了以后，童年的事情反而渐渐清晰起来，但我并不为死亡而感到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