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tarkberg
以下采访收录于《黑色电影读本》，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权威的黑色电影著作，采访时间为1975年6月。
Q:当你开始进入电影行业时，那正值一战之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反犹的情绪。身为一个成长在这种环境中的犹太人，这是否造成了你对生命的悲观看法？
W:我觉得只有美国人才会觉得悲观。
比利·怀尔德
Q：甚至在黑色电影中吗？太多黑色电影是由来自欧洲的移民导演拍摄的了，你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欧洲的时候就合作过，包括罗伯特·西奥德梅克、埃德加·G·乌默、弗雷德·金尼曼，以及弗里茨·朗和奥托·普雷明格等。
W：奥托·普雷明格和黑色电影又有什么关系？
Q：《劳拉》、《铁牛金刚》、《堕落天使》（注：都是普雷明格的作品）。在对他的访谈中，他跟我讲了马克斯·林哈得(Max Reinhardt)、德国表现主义、寻找类型等等。。。
W：但是，你瞧，你在这里用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寻找类型。但是，你必须明白，一个导演，至少像我这样的导演，他们拍摄许多不同的电影，运用了许多不同的风格。我不只是像希区柯克一样只拍一种电影。或者说明奈利，他只拍音乐剧。作为导演，我觉得我们这帮人绝大多数是和我一样的，我并不会注意到类型。我们并不会注意到“这部片子属于整个类型片。”它是自然发展的，就像我们用手写字一样。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只有当你看电影时，你才会把它们用某种理论联系在一起。你也许会问我：“在你于1935年所拍的那部电影中，那个好人的动机是仁慈；然后，在其后的四部作品中，这种情况都出现了。或者，你总是这样拍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我从来不会想：“我作品的总体主题是什么”，这只会让我发笑。我只是竭尽全力拍一部既优秀又娱乐的电影而已。如果我有某种风格的话，那些眼尖的观众会发现它的。我总是能认出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部金?维多的电影，那是一部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字的风格，但这是在不经意之间发展出来的。
Q：但是总有某些东西使你对黑色电影感兴趣吧？比方说，为什么你选择了《双重保险》这个故事？为什么你选择雷蒙．钱德勒和你合作改编剧本？
W:这是个好问题，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也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解释。一个制片人（Joe Sistrom）找到了我，并问我：“你知道詹姆斯·凯恩吗？”我回答道：“当然！他是《邮差总按两次铃》的作者嘛。”他说：“可惜，我们没拿到那个小说，米高梅拿到了。但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给给那本老得掉牙的《自由杂志》写了个连载小说《双重赔偿》。你找来读读。”于是，我读了，和他说：“太好了！虽然没有《邮差总按两次铃》好，但让我们拍它吧！”于是，我们买下了它的版权。然后，我们说：“凯恩先生，你愿意和怀尔德先生一起改编剧本吗？”他说：“我当然愿意，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在20世纪福克斯为弗里茨·朗改编《西部联盟》。”于是，制片人说：“有个叫雷蒙·钱德勒的作家，专门为《黑面具》神秘小说。”那个时候还没人认识他。于是，我们说：“让我们请他加入吧。”他还从来没为一部电影工作过呢。于是，他开始工作了。你看到了吧，我并没有像哥特艺术中的那些疯子一般在床上跳上跳下，头发在风中狂舞着，绞尽脑汁计划电影的每个细节。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钱德勒。
《双重赔偿》海报
Q：让我们谈谈《双重赔偿》。你认为原先电影最后的绞刑架一场景是反高潮的？
W：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拍了这场戏。弗莱德·麦克莫瑞很喜欢这场。起初，他不想拍这场戏的。事实上，没有一个主演想演这场戏。但是后来，他又为能拍这场戏而感到高兴。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当他拍那场戏的时候，他毫无犹豫，他的表演也极其出色。我拍完了那场戏，处刑等，照顾到了每个细节，使它显得绝对真实。但是，我突然觉得，看，整个故事早就已经结束了。当尼夫昏倒在电梯旁的时候，当他无法再次点燃火柴的时候，我已经用画外音提示了。你可以听到远处的警报声，不管那是救护车还是警察，你都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绞刑架了。
Q：弗莱德·麦克莫瑞是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外表坚强，内心却柔弱到会被一个女人所诱惑。
W：他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保险销售员。如果他真的是强硬的，那斯坦威克就没活干了。他必须被引诱并被推入此事之中。他是个平常人，却突然之间变成了杀人犯。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黑暗面，一个平常人是怎样变成一个杀手的。但是，要找一个主角相当的难。所有人都拒绝了我。相信我，我找遍了整条大街，包括乔治·拉夫特。没人想演这个角色，他们不想演这个不招人同情的家伙。弗莱德·麦克莫瑞刚开始时也不想演。他说：“瞧，我只是个萨克斯风演奏家。我和克劳黛·考尔白一起拍喜剧，你又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瞧，你必须朝前走一步，相信我那是值得的，这也不难啊。”于是他演了。但是他本来是不想演这个角色的。他不想被人谋杀，也不想杀人。斯坦威克倒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她要做什么。
迪克·鲍威尔主动请缨想演这个角色。他告诉我：“我不需要一分钱。”他知道，这是条能把他逃出烂片魔掌的路子——你知道他是怎样在鲁比·基勒的脸上吐着唾沫唱歌的，他必须走出来，所以他做梦也想演这个角色。那是在《谋杀我爱》之前。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看在基督的份上，让我演这个角色吧！”
“瞧，我可以让一个喜剧演员来演，并把他改造好。但我可不想要一个歌唱演员。”但是，你知道，他在《谋杀我爱》里是如此的出色。
Q：当钱德勒写道，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是怎样对着他们老公的脖子就想一刀抹下去时，他也是在说中产阶级的黑暗面吗？
W：钱德勒比我更愤世嫉俗，因为他曾经比我更天真浪漫。他坚持自己那些奇怪的想法，并以为好莱坞只是个虚伪者的大本营。我并不认为他完全错了，但他从来没有懂得过什么才是电影，也不了解电影到底是怎样运作的。他无法不懂得怎样安排一部电影的结构。他也不知道怎样改编那些小说。还有他写的对话。那真是一堆垃圾，我可是受够了。在和他相处几星期之后，在我们一起抽了几支大烟之后，我自己想出了几段可以的对话。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让他待在现场，和他讨论对话的变化。
《倒扣的王牌》海报
Q：你说他写起对话来有一手，但处理不了情节。
W：情节真是糟透了；但是，它又必须是糟糕的，因为这样才不会过多的破坏对氛围的注意力。《唐人街》的情节就很烂；罗斯麦唐诺，甚至汉密特的有些小说的情节都很烂。情节，不需要。重要的是，这个炎热的房间的氛围；是这样的描写：一个人的耳毛是如此之长，它伸出了他的耳朵，长得可以抓到飞蛾。这些才重要。有趣的是，钱德勒可以想出非常出色的图像，而我却可以想出钱德勒式的对话和情节。你要知道，这有多奇怪啊。他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我们在《双重保险》的片场一起工作了十到十二个星期，但他并没有学会它。。。我指的是技术。于是，他开始一意孤行了，约翰·豪斯曼很少管他。一个编剧是个二流的诗人，三流的戏剧家，半吊子的工程师。你必须学会造桥，让交通可以在上面通行，所有东西，表演、情节等所有发生在片场的事情。编剧是包含有很多技术，当然，它需要一点点艺术感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怎样布置情节，不让观众睡着。你不能让演员和观众觉得沉闷。
Q:让我们谈谈《倒扣的王牌》吧，在这个片中，你讲述了一个以利用他人悲剧而生存的人的故事。
W：我们的主角，一个记者，是由柯克·道格拉斯先生扮演的。现在，他出境不佳，但他希望通过报道一个伟大的故事使自己回到那个巅峰时刻，和那帮最好的报业人员再次合作。他记得Floyd Collins的故事。现在，我找到了Floyd Collins的故事。他们做了首曲子，他们卖热狗，他们举行嘉年华，人们如潮水般涌入。因为这部电影，我被每张报纸骂透了。他们憎恨这部片子。他们说，这太愤世嫉俗了。去他妈的愤世嫉俗吧。我告诉你，你在报纸里读到一个飞机坠毁了，你想去看看，但你走不进去，因为早就有十万个人在那里了：这些贪婪的纪念品收藏者们正到处捡着垃圾，以为是宝贝呢。在我读完所有这些有关《倒扣的王牌》的可怕评论之后，我记得我去了Wilshire大道，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人被碾了过去。我停下车。我想帮助这个受伤的人。然后，另一个人跳了出来，拿起照相机就拍。我说：“你最好叫辆救护车。”
“去他妈的叫个医生吧。我可要赶去《洛杉矶时报》呢。我拍了照片。我必须走了。我刚刚就拍了照片。我必须赶回去把它冲出来。”但是，如果你在电影里表现这一切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你在夸大其词了。
Q：你有没有感觉到，《双重保险》使得40年代之后的许多电影都运用了第一人称叙事？
W：我总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这并不是因为讲故事是一个懒人的专利。也许这是真的；但是想把故事讲好并没有那么容易。比方说，在《日落大道》中，我让一个死人来讲这个故事，这是种经济的做法。你用上两句话，就可以表达摄像机必须用20分钟才能发展的情节。有很多人都想讲故事，但他们并没有讲故事的技巧。在很多情况中，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摄像机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在叙事中再告诉你一次，但这些都是可以自我显现的。但是，如果叙事可以新的元素，新的视角，那它就是好的。
《日落大道》海报
Q：显然，我想让你谈谈《日落大道》的黑色因素。
W：你知道，起初，这是一部喜剧片。我们想请梅·韦斯特来演，但她拒绝了我们。然后，当派拉蒙要求一个面试的时候，斯旺森几乎就出局了。但你知道，她身上有很多Norma的影子。
对《日落大道》的整体调子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我们失去了原来那个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而让威廉·霍尔登来演这个角色。他看起来比我们所要的要老，但斯旺森又不想看起来像个60岁的老妇人。这样就起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这是个想尽一切办法来获取她所想要的一切的女人。你可以想像，一个更加年轻的演员，或者至少看起来年轻的演员，能给这部电影带来怎样的氛围。
Q：你请了同一个摄影师，John Seitz，来帮你拍摄《双重保险》和《日落大道》。
W：他是个伟大的摄影师。他无所畏惧。他以《通往开罗的五座坟墓》拿下了一个奥斯卡，我想《日落大道》一定可以为他赢下另一个。
Q：《双重保险》最后一场的室内景。
W:我知道，他拍得极为出色。
Q：还有室外的夜景，还有星星点点散发着暗光的火车轨道。
W：是的，约翰是个天才。
Q：《双重保险》中芭芭拉·斯坦威克的化妆。。。
W：是个失误，大失误。
Q：为什么？
W：我不知道。我想让她变成金发美女。这样更有趣点，但是。。。
Q：她看起来是那样的冷酷。。。
W：是的，我想让她看起来有那种感觉。但你必须理解，那是个错误的选择。当我们开拍后，我是第一个意识到错误的人。我和人聊起乔治·史蒂文斯的《郎心如铁》。我认为那绝对是部伟大的作品。但那个人说：“这的确是部伟大的作品，但片中却有一个根本配不上这部伟大作品的蹩脚象征主义伎俩，就是那个瘸脚的检察官。公平瘸了个脚，所以需要个拐杖。这看上去真是既廉价又做作。”
“是的，我同意你。事实上，乔治·史蒂文斯也同意你。”但是，你瞧，如果你在一部戏剧里这样做，那也要到第三场之后，你走到后台和那个演员说：“明天我们不需要那根拐杖了。好吧。明天，让我们扔了那根拐杖。”但是我这可是电影，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们已经让斯坦威克这样拍了四个星期，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个错误。我不能说：“明天，你不用再戴那顶金色的假发了。”我卡在那里了。。。我无法重新拍摄前四星期的东西。我完全卡在那里了。我太沉溺于自我之中了；错误被发现得太晚了。幸运的是，它没有破坏整部电影。但它实在是太厚了，我们对设计假发并不在行。但是当人们说起：“我的天，那个假发！它看上去好假阿。”我总是回答：“你注意到了吗？那就是我的目的。我就是想让那个女人看上去很假，很虚伪才用它的。”这就是我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