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与中国第五代导演同期，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将伊朗电影带入了世界级的殿堂，同时也给了观众某种印象定式，谈及伊朗影片，便是极端写实，注重生活细节，亲近自然，自觉地回避曲折的情节。长期专制的宗教政治氛围让波斯艺术家天生懂得如何靠躲闪来表达观念，用无言以答来诉说千言万语。
《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剧照1998年的政治改选并未改善艺术家的境遇。先是基亚罗斯塔米在领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时亲吻了凯瑟琳德纳芙，而遭到国内封杀，因为伊朗禁止男人在公共场所亲吻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随后，女导演巴尼-艾德玛德的剧本《城市表皮下》一度难产，因为内容涉及德黑兰工厂的不公待遇，以及青年男女试图出国谋生，寻求自由生活方式。最震惊世界的莫过于导演加法尔帕纳伊和默罕默德拉瑟罗夫被捕入狱。全世界媒体在声讨这种以言治罪的同时，也深深地为伊朗艺术家们感到担忧。当一种审查制度想要触及灵魂深处时，那艺术作品自然就会成为最好的犯罪证据。
幸与不幸的混血儿
究竟是压制刺激了表达欲，还是监控使躲闪变得更敏捷？早有伊朗电影记者向西方媒体悄悄说过：多亏了国内严苛的审查制度，伊朗当代电影才能发展得如此迅猛。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三部主要作品就是在这种幸与不幸中催生出来的。《烟火星期三》（篝火节）和《关于伊丽》先后享誉北美及欧洲。拍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期间，法哈蒂由于公开声援被捕导演加法尔帕纳伊而被勒令停机。后因与审查机关沟通态度较好又被解禁。《一次别离》于2011年推出，至今包揽了凯撒、金球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殊荣。柏林电影节期间，当评委主席伊莎贝拉罗塞里尼把金熊奖颁给法哈蒂时，影评人不禁惊叹历史的巧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伊朗真正地薪火相传了。
《正片》杂志著名评论家严纳多宾则认为，《一次别离》不仅延续了新现实主义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更把戏剧、纪录片和悬念叙事这三种格格不入的元素糅合在一起。在演员们极端生活化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潜藏深处的冲突和揭秘式的情节推进。
《一次别离》为法哈蒂获誉无数，2012年3月底，导演在巴黎出席电影论坛，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剧照让每个人说话，替每个人说话
《一次别离》从一场离婚纠纷开始，西敏为了让女儿受更好的教育，希望全家移居国外，丈夫纳德坚决反对，因父亲患老年痴呆，需人照顾。西敏一气之下搬回母亲家住，想借此逼丈夫改变主意。纳德白天上班，只能雇用怀有三个月身孕的瑞茨作为护工。瑞茨的丈夫霍蒂亚终日在外找工作，瑞茨在做工同时，把6岁的女儿带在身边照看。一次小姑娘身体不适，瑞茨被迫停下工作，带女儿去看病，为防止老人胡乱走动，不得不将老人的手绑在床沿，随后离开。恰好纳德早回，见状大发雷霆，决定辞退护工，瑞茨向纳德索要当天的薪水，纳德拒付，两人争吵中，纳德将瑞茨推出门去。医院诊断瑞茨流产，霍蒂亚夫妇愤然状告法庭，认为纳德在得知护工怀孕的前提下实行粗暴举动。纳德否认自己对怀孕的事知情警察在对房屋情况做了调查后，判定楼道格局与瑞茨提供的情况有出入，原告被诉。此时，纳德却不堪良心的重负，向女儿承认，自己确实知道瑞茨已经怀孕，当时是一时冲动。西敏带着丈夫女儿去瑞茨家，准备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善款。也许是因为宗教道义的觉醒，瑞茨拒绝接受这笔资助，她悄悄把丈夫拉到门外，说其实我是意外流产，并不是纳德推我造成的。
与以往伊朗电影的舒缓恬淡不同，《一次别离》中多次出现生活化的争论场面，每个人物都用语言诉说着自己的困境和悲伤，竭尽全力却徒劳无奈，说了谎又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只能由着洪流般的生活将自己冲刷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导演似乎毫无偏袒地塑造每个角色，又似乎毫无保留地在为每个角色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哈蒂的电影是极端民主的，因为他让每个人说话，也替每个人说话。著名评论家让-克洛德比耶特说过：真正的电影艺术家要对电影和世界投射一种观点，一种态度。如果法哈蒂的电影是公平民主，那么他对世界的奢望又岂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度、某一机构或某些阶层所能阻扰所能撼动的呢？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不少人不惜代价争取离开伊朗
时代周报：《一次别离》在电影节首映时，就有记者观察到，影片里有几段拍到大学，似乎伊朗大学里女学生更多一些，是不是意味着在相对专制的制度下妇女开始自我解放了？
法哈蒂：对，至少在中产阶级里，伊朗妇女都在为获得更多社会权利奋斗。接受大学教育也是为了她们日后争取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生活或家庭等。
时代周报：你的电影善于展现家庭问题，有时是显现的，有时是隐藏的。《一次别离》和《烟火星期三》里，都安排了一位新保姆，有意无意地发现雇主的婚姻危机。
法哈蒂：两部影片的开头是有点类似，只是《一次别离》中的保姆瑞茨结婚了，有丈夫孩子，而且又怀孕，等着生第二个。伊朗的中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的老百姓之间有一种隐形的对立冲突感，这种危机以后肯定会在社会各层面爆发出来。
时代周报：影片开始时，西敏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决定出国，在今天的伊朗，很多人都想到国外去生活吗？
法哈蒂：差不多。有一定数量的伊朗人渴望去国外生活，并且不惜代价地争取离开伊朗。在外国居住的伊朗人已经有几百万了。同时我也非常理解纳德为什么要留下来照顾父亲。片中纳德对他的妻子西敏说：其实你是害怕留在这里。但我们要知道，对一位伊朗妇女来说，决定去国外漂流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剧照那小姑娘就是我女儿
时代周报：你的影片里所有演员都这么出色，是否每次拍摄前会跟他们磨合很长时间，就像许多作者电影导演一样，导演和演员一起参与剧本创作？
法哈蒂：严格地讲，不是。整个电影工作过程中，最让我着迷的就是写剧本阶段，必须独自一个人。我不舍得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这么美妙的经历。写剧本时，我脑子里把演员分为两类：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两对青年夫妇都是专业演员，其中西敏的扮演者赖莱哈塔米是伊朗的超级影星，她父亲阿里哈塔米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导演之一。非职业的，比如老父亲、法官还有纳德和西敏的女儿，其实那小姑娘就是我女儿。
筹备阶段我花了两个月对所有演员进行戏剧表演排练，没有摄像机，不给看剧本，仅仅针对角色性格。每位演员要在所有演员面前展示自己对角色的定位，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演，不那么演。演员排练时也会争论，然后大家摆出观点，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演的是正确的，你提议的不对。他们有时也会排演些剧本里没有的戏，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在正式开拍前，还会按照实景走位这么排一两次。
时代周报：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些？排练时，你怎么对演员进行指导，让他们更好地演出你要的感觉。
法哈蒂：我从来不告诉演员我希望他们怎样，我只给他们描述人物背景。比如我会告诉萨瑞巴雅特，她要演的孕妇瑞茨是怎样一个女人，跟雇主纳德是什么关系；另外，瑞茨是非常传统的女性，性格特点跟女演员完全相反。从第一天我就对巴雅特说：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每天按时做五时拜，每周都要去几次妇女查经班修习《古兰经》。在剧组时，不要跟男同事讲话。有时她找不到人物感觉时，我会叫她戴上大黑纱头巾，去德黑兰南面的城区走走。我希望她的变化是由内而外的，从内心先把自己调整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妇人。内在情绪变了，外表气质也就自然而然地透出来了。
《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剧照不能让观众看出在拍戏
时代周报：评论家都认为你的影片秉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你的工作方式戏剧专业的痕迹很重，是不是跟你读大学时的专业有关？
法哈蒂：戏剧专业教会了我一样东西，就是成败都在于有没有好演员。读大学时我就学会了怎么跟演员沟通，怎么说服他们。不过伊朗舞台剧的表演比较夸张，跟我想在电影里抓住的现实感差得很远。
时代周报：拍摄前虽然有长时间的排练磨合，但根据报道，你拍摄时的耗片比还是挺高的。
法哈蒂：每次开机前，我必须确保职业演员要表现得非职业，让他们彻底摆脱演员的技巧。当然，拍摄时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一般每个镜头不会少于五条，多的时候有二三十条。许多片段在合成时被剪掉，我总是很心疼。在伊朗，一部电影很少会超过两小时。《一次别离》的放映版是两小时三分钟，出DVD时，我还会再加几个原本被剪的段落，比如在法院我女儿演的特尔梅跟一个在押犯同时看着一只小猫窜来窜去，然后相视一笑。这是我当时抓住的最有活力的一个时刻，本来戏里没有安排小猫。
时代周报：你的摄影师很多时候用肩扛拍摄，镜头走位上也看不出美学或道德判断，谁更有理或谁更无辜。
法哈蒂：马哈穆德加拉里凭着《一次别离》已经在一些电影节上取得了最佳摄影奖。他自己都很吃惊，因为我要求他不能让观众感到有摄影机的存在。这跟对演员的要求一样，不能让人看出他们是在表演，也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是在拍戏。这可能跟中东艺术的观念有关。如果你到伊斯法罕清真寺看看，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围栏，建筑追求的是直接与圣地的气韵接通。相反，人们第一眼看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时，直接反应可能是艺术家传递过来的宏伟庄严。
《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工作照我的电影不是传递某种信息
时代周报：影片从一个长镜头开始，纳德和西敏在法官面前争吵，摄影机的视角取代了法官的眼睛，《电影手册》分析说，你用电影的判断代替了独裁法律的判断，好像是在回应伊朗著名导演加法尔帕纳伊被捕入狱的事，法律在你的影片开头，变成了一个虚位。
法哈蒂：第一个镜头我没有让法官出现，只是想把视点留给观众。观众不必是故事事件的见证人，但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摄影机就是他们的眼睛，镜头观看着故事里的人物，所有人物在观众面前都是平等的。
时代周报：你的影片有个特点，从角色个体出发，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即便说谎欺骗，也能让人感受到他（她）令人同情的苦衷。
法哈蒂：在古典电影里，两个角色一碰头，我们就知道谁好谁坏。但现代电影里，比如让雷诺阿的杰作《游戏规则》，没有善恶对立，而是善善对立。人人都有自己的准则和道理。我不会在剧本里创造一个坏到骨头里的形象。另外，我的电影也不是用来传递某种信息，不是用来告诉别人我作为导演的某些观念。因为电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电影可以让人思考，抗拒这个世界的无知。所以我尽量在电影里设置多种观点，让观众可以站在不同人物角色的立场上解读故事，而不是只看到我一个人在讲述。电影本质上是独裁的艺术，但我想试着挑战一下这种宿命。
阿斯哈·法哈蒂（AsgharFarhadi）
出生于1972年，是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他曾拍摄一批8毫米和16毫米的反映伊朗社会中年轻人生活状态的电影，还导演了不少受欢迎的电视剧。《与尘共舞》是他的导演处女作，一推出就获得好评。而《一次别离》无疑是他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获得的奖项除了重量级的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之外，还有一系列国际大奖。
原载于《时代周报》12年第65期
记者 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