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冒险家
20年，发生了什么？这个庞大的市场是否已经建立起好莱坞式的电影生产体系？
《地心引力》成为了今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它不仅包办了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6项技术类奖项，导演阿方索。卡隆还将最佳导演的奖项收下。
不管你听到这个消息作何感想，环球影业听到这个消息恐怕很难高兴起来——这原来是它们的项目，在电影开拍前才决定撤出投资——此前《地心引力》在中国市场也收获了4.3亿元票房，高过环球2013年的任何一部进口大片。
和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放在一起的，则是一则简略得几乎让人忽视的简讯：2013年的11月，环球影业母公司NBCUniversal副董事Ron Meyer在中美电影高峰论坛宣布将在中国成立办公室，大股东康卡斯特表示，这个办公室将整合NBCUiversal的资源，同时推进北京通州环球影城项目。至此，好莱坞六大公司在中国内地都有了独立的办公室。
1994年，华纳兄弟在中国内地发行《亡命天涯》，标志着好莱坞进入中国市场。但和这个市场令人惊讶的蓬勃发展态势相对应的，是好莱坞六大公司对于这个市场贫乏认知——“贫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你知道它们大约在20年前就派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探索，还试图培育一个类似好莱坞的体系。但现在，所有人都站在几乎相同的起跑线上。
我们采访了那些大约在20年前就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遭遇到什么，他们眼中好莱坞在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和未来。
第一个来中国的好莱坞人士
1995年的时候，美国人Peter Loehr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在这里拍几部电影。他不代表什么大公司，头顶也没有“好莱坞人士”的光环，之所以萌发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因为他在日本做电视制作和艺人管理时，接触了许多以张元和王小帅为代表的年轻导演的电影。
他觉得这些电影真好，因为其中焕发的都市年轻人的气息与当时以古装和农村题材为主的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Peter Loehr视之为市场需求，他为他单纯的电影创作冲动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主题：让年轻人拍电影给年轻人看。
于是他成立了一个叫做艺玛（Imar）工作室的公司，合作对象是之前拍MV时认识的导演张扬。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叫罗异。所有人都嘲笑他，并不单单因为这种没有规划的职业发展路径，而是在当时，中国电影市场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可以养活这种热血文艺青年的地方：1995年，整个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票房为1亿美元，一部电影有2000万元票房就算大卖——如果按照如今的市场容量计算，起码需要拿下五六亿元的票房才能与当年比肩。至于电影发行的数量，一年运作两部就算是高负荷运行。
中国好莱坞先生与他的《爱情麻辣烫》
艺玛是个如试验品一般的小公司，第一部影片用五个小故事描述一个人不同时期的情感状态，剧本写了一年多，把投资人都写急了。
有一些影片拍出来了，但各地发行商以“这种类型的影片不会有票房”为理由拒绝发行，罗异就带着拷贝跑到每个有电影院的城市，与当地发行单位的领导喝下几轮酒，再放片给他们看。在7个星期和28个城市的推广之后，艺玛拿到了北京、上海和成都三个城市的放映机会，其中成都发行方愿意接片的理由还因为片名里面有“麻辣烫”。
最终这部叫做《爱情麻辣烫》的电影在1997年以300万元的制作成本拿下了3000万元的票房，仅次于当年横扫全球的大片《泰坦尼克号》。当然，后者在中国内地的票房高达3.6亿元。这样的记录让罗异一夜之间成了焦点，诸如“中国的好莱坞先生”之类的称号和他流利的中文一起被媒体频频提及，在这些媒体的定义里，艺玛是中国第一家集独立制片、营销和发行为一体的民营电影机构。
第一个把电影营销用起来的人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整体而言，罗异的营销策略远超前于整个市场：比如把电影设定为都市爱情的主题，又或者希望在公交和电视上投放广告。和他打交道的“领导们”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么个人，怎么会到中国来拍300万元的小电影。
过几年，罗异还在，但的确算不上风调雨顺。尽管他给拍摄制定了非常市场化的框架：比如以年轻人为主题、注重都市题材、有丰富的音乐和色彩，以及300万元拍摄和200万元制作的预算上限……但是他发现类似的题材发掘渠道越来越有限。大多数时候，他的影片都是在海外发行环节找回成本。比如《爱情麻辣烫》和《洗澡》在日本受到欢迎，因为当时的媒体环境并不足以让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干什么，艺玛的电影成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国内市场遭遇窘境
所有电影人都知道把电影分为制作和发行两个部分，而就前半部分而言，2000年前后的中国内地市场已经开始转向大投资和大题材系列。这一部分是因为李安《卧虎藏龙》和张艺谋《英雄》的国际影响力，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好莱坞开始决心在这个此前只是一个概念的市场进行投资。罗异则在这个时期创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Ming Productions。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罗异投资拍摄了张扬的《向日葵》、与新加坡合拍的《茶舞》、与芬兰等国合拍《玉战士》等几部影片。这些影片都呈现出一个同样的特点：更多面向海外市场，在国内票房平平，需要靠海外市场发行收回投资。《卧虎藏龙》和《英雄》的制片人、安乐影业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把这个时间点设定为好莱坞在中国的“开拓期”，很可惜的是，这些开局宏大的影片没有带来整个市场的成长。2000年至2004年，国内票房仅仅从8.6亿元增长到15.2亿元，以1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缓慢爬升。本土电影市场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这几乎是当时在中国投资电影的人都会面临的尴尬和困境。
2006年，罗异进入好莱坞著名经纪公司CAA中国分公司的管理层——你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好莱坞对于中国满腔热情的缩影，以及罗异个人短暂告别文艺青年的时期。CAA在中国的业务模式和美国总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的理由则非常简单：竞争对手WME已经先行一步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自己资源更多，更不能甘于人后。
但这件事和罗异为影片在公交上投广告一样，稍微早了一步，中国电影市场真正的繁荣起步于2009年。无论是2010年《阿凡达》创纪录的13.2亿元票房，还是中国内地银幕数量于2008年年底达到5000块，都预示着市场的容量可以支撑完整产业链和较为复杂的公司运作的可能性。
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罗异并不是显得很遗憾，虽然他也说出了那句“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早了一点点”。他看起来更像是松了一口气，“现在最大的不一样是，从事这一行，发现这个事情可以变成一个职业，我可以干下去了。我不怕说没有明天了。”
也许他还保留了最初作为独立制片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感——没有信用卡，口袋里装着现金给员工发工资，国有公司账期拉得很长，几个月的现金流断档都足以让整个公司歇业。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在看到这个市场的繁荣的时候显得非常欣慰，至少，这可以证明他如今做的事情有赢的可能。
好莱坞六大在中国
2012年4月，罗异开始担任传奇东方公司CEO，这是传奇影业第一家海外分公司，传奇影业制作的《盗梦空间》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在中国都受到广泛欢迎。他们和中影达成了合作，而罗异要做的事情，则是以东方故事为主题、以魔幻和特效为特色的大制作。
“所谓大片，就是上亿美元的那种，想用什么特技就用什么特技，想用什么演员就用什么演员。这种大片，中国其实是需要的。”他说，传奇东方不会做小成本电影，理想的产品可能更接近《斯巴达300勇士》，把希腊文化装进美国商业片的结构之中——或许中国文化也能以类似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一部投资额接近1亿美元的电影将会在10月份开机，罗异说，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
这可能是建立新的产品模式的好机会，也可能不是。好莱坞在中国的发展尽管时长20年，但起点和现状之间差距并不算很大，罗异把整个时期划归为三段：第一段，由好莱坞独立制片人到中国独自摸爬滚打找机会；第二段，大片厂进入开始合作拍片，但这个阶段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第三个阶段很快出现，这个市场对好莱坞大公司的指望已经迅速超越了金钱，如果不是希望借力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电影人们更愿意用本土资金制作回报率更高的小成本电影。
“现在运作公司有很多，但片源还是问题。”罗异认为相对于市场需求，现在的好产品还是不够，但还是那句话，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足以让人生存下去的产业。他说一个人在里面的成败，或许有才华和努力的成分，但运气也不可忽略。正如当年他做《爱情麻辣烫》，档期与《泰坦尼克号》擦肩而过，如果是同一天上映，“那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对话了”。
Barbara Robinson为索尼在中国工作11年，但直到最后那几年，中国才开始形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电影市场。在此之前，这都是一个“便宜的、可以取景的地方”
。
她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决策层——1980年代后期，Barbara为一家叫做Era International的台湾电影公司工作，负责发行迪士尼、哥伦比亚和米高梅的电影录像带，判断的标准和现在差别不大：动作片比较受欢迎、爱情片有文化差异所以不太好卖，以及卡司（Cast）很重要。
1998年左右，Barbara被索尼找来管理亚洲市场，主要负责发行和投资电影。但从本质上，她无法决定这家公司在整个市场的决策。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市场做一份默默无闻的工作，无论是索尼还是Barbara姿态都很低。
所以像张艺谋这样一个人物主动找上门谈合作的时候，Barbara感到格外高兴。她和张艺谋结识在台湾工作期间。1989年开始，Era International发行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但这次的合作不仅仅是旧友之间的信任，更多是一个建立相当声望的导演和一个拥有国际发行网络的大公司之间的谈判。只不过因为Barbara，一切变得非常平易近人。
在索尼的发行推广之下，2000年，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获得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而《一个都不能少》则获得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张艺谋曾为Barbara签过一次名，在一张纸上写，“农民导演”。
2000年，Barbara的小组开始涉足在中国内地合拍电影。此前尽管有《卧虎藏龙》这样的华语影片发行经验，但收益主要来自海外发行，而投资则寄望于本土。无论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还是基于当时中国市场本身的产业链发展，这都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索尼最后签下的合作方是华谊，用如今的眼光来看，这个合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设定了一些模板。最典型的就是“包片制度”的消失——无论电影怎么拍，预算就是一个固定数字，完全不用系统性地计算开支。Barbara请来一个香港电影人，把整套预算计算方法翻译成中文，再做进一步简化，这成为索尼和华谊沟通的基础文件。
最初两方的合作，对于索尼来说，是看好冯小刚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前景；而对于华谊来说，就是学习如何制作和发行电影本身。这是一段Barbara或许不能完全体会——至少她不会以一种贡献者口吻提及——的历史，她无法体会一个学习者的内心，但更愿意以“索尼在中国市场的目光还比较长远”一言以蔽之。
在制片人杜杨看来，这样的学习事无巨细。她当时担任华谊的宣发负责人，在合作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如此详尽的预算表，此前不过一两页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钉子都在算钱”的文件，具体可能细化到某一个场景的搭建和拆除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拍摄计划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纳入中国电影人的视野，更准确的说法是，大家第一次知道了“超期”这个概念。“之前超点就超点呗，反正大家都闲着没事。”杜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