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中国电影太大了,我一个人带不动,也不能说今天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了歪路。
现实主义的电影缺乏,不客气地说,还真跟审查没什么关系,这是市场的选择,它们不是卖钱的榜样。
计划经济年代,电影厂厂长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头儿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直接和给力的。今天时代变了,年轻导演不需要直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不会看到第二个吴天明出现。这绝不是说上一代漠不关心。——张艺谋
“拍个电影怎么还跟常委有关?”张艺谋把“长尾市场”,理解成了“常委市场”。
张艺谋学到了很多新名词,虽然他还是没记住“G2”和“O2O”的区别,但并不妨碍他看好互联网这个方向。乐视来找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乐视”是哪两个字。
在张艺谋看来,加盟乐视,算是“闪婚”。和张伟平分手之后,他跟很多公司接触过,希望找一个能给他“足够的尊重和创作空间”的东家。
乐视影业的CEO张昭,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留学,加盟过上影集团,后来创建光线影业,出品发行了二十多部影片。2011年,张昭创立了乐视影业——只比张艺谋“发现”乐视早了2年。
张昭说服张艺谋加盟的原因是,乐视影业是一家“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出品/发行公司”。
跟“非互联网时代”比,拍片有什么不同,张艺谋目前也不知道。他在乐视的工作室2013年5月16日成立,工作室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张艺谋新片《归来》在国内正式公映的日子。
个体户张艺谋是带着已经成熟的《归来》剧本进乐视的,他准备好了,要是乐视不同意拍这个,那就再报一个。没想到对方当即表态:你喜欢就拍,我们绝不干涉。
“赚不赚钱是乐视的事。”张艺谋冲南方周末记者一乐,“我收获的是最大的尊重和创作空间。”
乐视一直念叨的O2O(onlinetooffline),就是线上交易线下使用——票在网上买,电影还是得到影院去看;不同的是,能知道买票的观众是谁,在哪儿,还买过什么……得出的是另一个流行词:大数据。
张艺谋听错的“长尾市场”,则是把互联网当成永远放映无数电影的影院,想看的人随时随地能看,一部电影的价值就不仅仅靠两三周的票房来体现。
“那后头看的他付你钱吗?”张艺谋立刻抓住了要害。
“收费肯定是发展趋势。”张昭对张艺谋解释,“你看《纸牌屋》,大家的创作心态、销售方式、价格关系都变了。”
G2是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滕提出来的概念,指中、美两国组成集团,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G8)。现在被中国电影界广泛借用——中国的电影产业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对张昭和乐视来说,G2是未来的中美电影合作战略。对张艺谋来说,就是去好莱坞拍片,跟世界合作。
“我是个闲不住的导演,身体也很好,我愿意不断干活。过两天我下一部电影就开始了。”《归来》还没上映,张艺谋已经去了美国看景。
2000年张艺谋拍摄的《英雄》,至今仍是国产片在北美票房榜上排名第一的作品,影片开启了中国式大片时代,也被认为是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
“中国电影太大了,我一个人带不歪它。”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也不能说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还是时势造英雄。”
张昭觉得,《归来》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亚于《英雄》”,也是因为“恰逢其时”:“处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变革时代里。”
“一个人对一个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地归来,其实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张艺谋说,他想在《归来》中呈现给观众的,是暗流涌动一个大时代的痕迹。 (图/《归来》剧照)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
南方周末:《英雄》开启了中国式大片的类型,现在来看,这部片子,对你、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什么?
张艺谋:还是时势造英雄,我不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把自己抬太高了。那时候正好是转型期,是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恰巧我拍了一个《英雄》,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事件。如果没有《英雄》,也会有其他电影成为标志。你很荣幸担当了这个事件当中一个重要角色。
南方周末:也有人说,《英雄》、张艺谋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
张艺谋:我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要不然就是张三李四,谁都有可能的。中国电影那么大,我一个人带不动它,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就是到那个点上了。也不能说今天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歪路。
南方周末:大家都在提中国电影的数字,“220亿”,“每天增加13.8块银幕”……我们在数字上好像能和美国形成“G2”,但内容还是没法对等?
张艺谋:我们张口就说数字的情况,我估计还会持续五到十年。
差距在哪里?首先是在质量上,但这只是中国一家的差距吗?全世界跟美国都有差距。就像NBA一样,全世界组织个联队也打不过它,历史条件搁在这。类型片的质量,艺术片的质量,方方面面的质量差距,但抓质量又是那么长远的事。电影是文化,是所谓的民族、历史、传承、情感、修养、品位、情怀……所有东西集合起来,对吧?如果中国电影要跟美国比质量,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至今海外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还是《英雄》,你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对外国人来说,看中国电影,还是要动作、武打片。
张艺谋:对,现在也是。可能再往后十年二十年还是。中国电影的输出在类型上现在还很难突破单一化。人家就买这个,没办法。这种现象不可能短时间改变。
说心里话,你举例的《英雄》,像这种动作也是五年八年才有一个受关注的。没有的话,真的就变成一碟小菜,常常还不能上桌,他想起来要盘花生米,来吧,想不起来,花生米没有了。
你得一年有十个、二十个,而且要在市场上反映不错的。在这种类型上有许多文化符号的普及,你借水行船,你老有,多输出,慢慢地他对其他东西开始感兴趣了。
咱们不能老抱怨说这个市场十年了,还是这一个类型——就这一个类型也还不是年年有好东西。
南方周末:今天要你面向海外拍一部片,你还是会选武打、动作片?
张艺谋:一定的,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受欢迎的电影,我首选武打片动作片,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根本就不会看中国的喜剧片,你不能说我非要拍个喜剧片,我吃奶的劲使出来了,把喜剧片拍得全世界最好,你到人家那个市场,他有隔阂,不笑,没人买,你不也是失败了。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这是特别空泛的话题。你要问一些文艺片导演,中国电影早就走向世界,每年三大电影节都有中国电影,柏林电影节刚刚得奖的,刁亦男的作品就走向世界了。但我们说的是市场类型、主流娱乐类型。
南方周末:全球化合作,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卖出什么,我们还缺什么?
张艺谋:好莱坞很现实,它切众多市场的蛋糕,能合拍就不协拍……既有野心也很谨慎,它选择一些项目,选择一些人,选择一些公司。
好莱坞来,你让它去挣钱,让它去分中国市场蛋糕。有蛋糕吃,他们扑上来跟你合作,只要你够开放,很快水平就能提高,就跟特区一样。 1980年代初李翰祥来合拍,香港大导演啊,我跟凯歌作为学生辈去参观。李翰祥导演在哪儿剪辑?在二楼搭了一个桥,从房间进到剪辑车里头,在车里剪辑,我当时多开洋荤。
现在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当年我就印象很深:电影场工,皮带上串了很多大环,各种颜色的,在片场走来走去,我觉得特神气。问他这什么东西?大力胶。什么东西?胶布。看他拿着胶布咔嚓一撕,照着地上的电线一贴。他那卷胶布太好了,这得多贵啊,咱拿回去自己想办法用。
反过来,香港大导演来合拍,也是看中内地市场,看中内地人文的东西,李翰祥导演会觉得在内地拍那些清宫戏的东西,地道。一句话各取所需。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专业水平没有提高,甚至都不会讲英文,他们也干着急,因为他们想挣钱。
南方周末:现在张艺谋到好莱坞当导演,这个国际合作怎样进行?怎么选择你的演员和团队?
张艺谋:选我能驾驭的剧本,根据剧本选演员,一个方向是外国演员,一个方向是中国演员。我甚至也有可能选择用英文,我拍过《金陵十三钗》,里面有一半都在讲英文。这个深度合作,你放心,无论是乐视还是好莱坞公司,都会尊重一个导演的专业角度,让导演选择一切符合这个电影要求的元素。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中国电影还是美国电影,很有意思的合作。我去好莱坞也不是去逛一圈。
“没有人会说,低俗是我的目标”
南方周末:你的新片叫《归来》,有没有“张艺谋归来”的意思?
张艺谋:我起的名,想了好多,比如说叫《另一个人》,一个诗人的一句话……确实也有我的寄托在里头。我没有大的奢望,也没什么大的野心,我只是希望加盟乐视以后,从此能在一个安静和纯粹的创作环境中,也就心满意足了。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种创作环境的呢?
张艺谋: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之后。我当然也身在其中,包括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走了歪路,带了一个坏头等等。我作为一个导演,只是很单纯地在想,在这样一个市场大潮下,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些情怀,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文化气息。
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要求。所有类型的每一个导演,拍的时候,其实都是想“有所表达”,没有人上来就说我要拍一个庸俗剧,低俗是我的目标。 我看《地心引力》,我很惊讶——看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家后头能得奖——它突然让我感觉到人的孤独。一个人的电影很难拍,它能吸引你,让你觉得有某种哲学意味:人类生命在太空中从头到尾都是孤独的。
看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这是大片、商业片,但我怎么觉得是很艺术片的方向?我觉得导演一定是有意为之的,他不纯粹为了娱乐。一个人讲故事,讲得丝丝入扣,情节要抓人,要有悬念,这在商业上已经很难了,但商业成功之后,它又给我非商业的感受。
人人都想拍这样的电影,想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看机会,要看能力。我起《归来》这个名字,也希望传递这样的心态,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我能不能多一点内涵。
南方周末:一部片子既有情怀,又有内涵,又有价值观……还要有票房,很理想化,但怎么实现呢?
张艺谋:像这样的电影我看全世界每年恐怕不超过3部。全世界经常就是空白年,一部都没有,那是金字塔尖。像《归来》这样的电影,如果能卖得好是了不起的事情。
南方周末:换句话说,拍有情怀的电影,要做好不卖座的打算?
张艺谋:这是按常规预估。我觉得要打破这个魔咒,一是有新的方式来推广,第二,实际上也意味着电影观众的多元化和素质的提高。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观众看扁了,是不是他们只看一种类型的电影?也许我们可以试一下。
《归来》剧照“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
南方周末:《归来》只挑了《陆犯焉识》后段很短的一部分,还大幅改编了,你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个小说?
张艺谋:那个小说我很喜欢,严歌苓真的很有才华,很有历史感。但是我当时买版权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冲着后20页买的。
我定了一个原则:坚持不闪回,不换演员,就讲现在。《陆犯焉识》那个故事里面除了敏感的部分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关于1930、1940年代两个青春年少的爱情。那段很精彩,但是要换演员,意味着闪回一样的东西就要出现了。把那么厚的一本书前头沉淀的东西,点点滴滴,要在这后20页的故事中,渗透开来,这是最难的。我们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来改编。
南方周末:冯婉瑜失忆来产生戏剧矛盾,让陆焉识唤醒她,这条线改编时一直在吗?
张艺谋:一直在,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你回到家里,物是人非,这个故事开始了,这是我的重点。在两年半剧本改编过程中,好几次都偏离了这个点,我一直把它扯回来,我就要这个部分,还好我坚持下来了。
南方周末:叙述“文革”的几场戏,镜头非常简洁,只用了《红色娘子军》。
张艺谋:对,二十多分钟。它是一个形象化的背景介绍,任何事情有因和果,它是一个起因。我自己觉得这一步讲得还是比较简洁明了。
歌苓的小说里面写了一大堆孩子,最后删繁就简,打算只剩一个人,就在想那个孩子应该是什么职业。歌苓是正牌舞蹈演员出身,好像就是跳芭蕾舞的。我们聊天她讲过很多这类事,突然我说那咱就选这个职业吧,感觉就像是歌苓自己似的。
她那个故事讲的是祖父,电影里变成了爸爸,也差不多。选定了这个职业之后当然就会有时代的特征,就选了《红色娘子军》的排练过程。
南方周末:女儿丹丹出卖父亲之后,到“文革”结束后再见到父亲时,其间三年,她的变化片中并没有交待。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不需要,你看这个人的眼神状态,我们做了很仔细的调整,不仅光是发型,眼神中那种犀利的光芒没有了,有些茫然,有一些困惑,也有些委屈。形象大于一切,人物就会叙述,给观众想象空间就可以了。
我们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就像宋彬彬是怎么回事,谁把谁怎么了,到底真的干了假的干了,我们无需去讨论它,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看当下、今天,它如何再往前走。
南方周末:女儿向父亲坦白,你选择让父亲平淡地就原谅了女儿。
张艺谋:尤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永远不会恨孩子,但是孩子心里过不去。那场戏演员演得很好,当女儿鼓足了勇气跟爸爸说是我告密的,你看演员的表演特别轻描淡写:我知道了。就像讨论酱油醋一样。作为父亲,他不想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你去认真讨论,可能当时会打消他的心理顾虑,但他会知道,你脑海中有深深的刻痕,你今天讲的话是安慰的话,他最后还会过不去的。
南方周末:如果换成是你,你的孩子出卖、背叛了你,你会怎么做?
张艺谋:我一定也是这样做。天下父母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怪孩子,何况在那个扭曲的时代。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觉得你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你甚至忘记了这件事情,孩子就会觉得对你的伤害没有那么长久,就会过去。
像这样的戏,大约也真是要为人父母的导演可以做得好一点,你会把很多时代的东西放在人情世故最基本层面去,你会想一想你自己。
“人性是我毕生的功课”
南方周末:整个片子看下来,我觉得好像不能说“张艺谋归来”,而是“张艺谋朝别的方向去了”。
张艺谋:对。我要对自己擅长的东西进行相当的压制。很痛苦的,你擅长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本能,比如视觉化的,比如说节奏,比如说一种情感的饱满,声嘶力竭大悲大喜等等。我喜欢浓郁的东西,我拍电影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从第一部戏《红高粱》就能够看出来,我一直喜欢浓郁的东西,实际上要走反。
《秋菊打官司》我就是走反的,我反到一个极致,我用拍纪录片的方法。其实在《秋菊打官司》的纪实体风格,也是浓郁的,也是非常形式化的。
但是现在两种都不是,不是浓郁的,也不是故意走反,对我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这中间有很多次挣扎,遇到瓶颈的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回到老路上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还好看,常常会有这样的诱惑,这时候没有任何人给你建议。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避免自己的长项?
张艺谋:我不敢说出来。在心里很多次我知道,“用我自己擅长的来处理它”,这个诱惑你要扛得住。因为你自己要变身,变成另一个人,非常难。
你也常常会想,这样变有价值吗?我在现场经常就说两句话:是,不是。所有摄影、包括演员的呈现,包括所有东西。你前面准备了三年,是和不是,一秒之间要做决定。是和不是,凝聚着所有的东西。你常常回来会自省,也会焦虑,我做得对吗?或者说我只是坚持了某种理想的东西,我失去了许多呢?你最担心的是失去了许多。很痛苦,抵御这样一个诱惑,这大概只有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才可以。
南方周末:影片娓娓道来,相信人们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性、时代漩涡里人的不幸遭遇给打动。但如果这是一个反思“文革”的影片,会不会过于温情化,或者是理想化?
张艺谋:这个话题应该交给观众去讨论,我坚信不会。简单的温情化,这不是我的初衷。 一个人对一个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的归来,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绝不是简单的温情化可以解释的,恰巧是在这个等待、期待和归来当中,暗流涌动一个大时代的痕迹。“暗流涌动”四个字特别好说,特别难做到。我相信它不是简单的庸俗化的温情,它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复杂。
所有的故事都是人性故事,观众不会去看你对历史怎么进行反思。人性故事不是一个价值观的取向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的众说纷纭。作为电影导演,我们讲人的故事,就像《地心引力》,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太空中如何回家的故事。
我们觉得有些说教感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所谓意念化、做作的东西,常常你的思考没问题,方向也没问题,你只是没有凝聚好这个人性故事,就使得你的野心,或者使你让人家思考的这种幼稚感亮出来了。
这是一个导演永远的话题,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历史,最后凝聚在人性故事上来完成它。高下之分,全在这里,不在思考深度上,甚至不在思考的准确度上。甚至有时候它故意给你谬论,故意是反动,把这些谬论和反动,凝聚在人性故事上,而且故事非常生动,你突然价值观垮塌了,你接受了这个反动思想。
所以对历史的思考没有对和错,对导演来讲,那个人性故事是最难的。我拍《归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还在学习,我还在学着拍电影,这是我毕生的功课。
《归来》工作照市场杀死了现实主义题材
南方周末:中国现在越来越少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市场影响吧。票房的影响是影响到每一个导演。
我在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上说,我们被票房绑架了,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心理在今天,跟第五代最初,第四代最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心理上每一个人都会考量票房,尤其当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会盲目地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导演的影响很大。
现实主义情怀,对我来说也是在拍摄中要坚持的东西。现实主义这种类型和现实主义情怀,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融会在各种类型中的,现实主义跟市场流行的东西是两回事,需要你要有定力。
《归来》已经拍完了,喜欢和不喜欢是大家的事情,卖钱不卖钱是乐视的事情。带给我的是创作后的思考,以后拍电影的心态。我不会只选一种类型,下一部也可能我要开始另一种强视觉化的东西。但是《归来》给我的感受,人的情感,人的沉淀,人走过的痕迹等等这些东西,应该在每个类型的故事中要高度关注,把它讲好。
在不同的类型给它的空间不一样,爆米花类型给它的空间就20%,但也还是要把这20%讲好。
南方周末:但是现实主义的缺乏,真的仅仅是市场的选择吗?
张艺谋:有点不客气地说,目前是。市场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没有大卖到10亿的,日后也不会有很多。
卖钱的榜样都不是这一类的,电影没办法重复拍两个三个不一样的类型去检验。有很多产品可以同时做几种款式,电影是一去不回头的,只能选择一种。所以常常会变成恶性循环,一卖钱大家都来,就都是这种类型。香港电影基本就是这样子死了,一个类型做到烂,一个类型做到精疲力尽再换一个,最后就全烂了。
很卖钱电影的类型,可能会让市场不自觉地向那个方向走,内地还不会像香港马上立竿见影,因为内地大。但我说的被绑架心理就是这样,按照一种成功的类型去惯性滚动。
南方周末:所以跟审查没有主要关系?
张艺谋:还真跟它没关系。审查是一直存在的,什么类型审查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固定机制。坦率说,今天的审查已经比30年以前好了很多,有一定空间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要呼吁,是不是可以更宽松、更好,这是要随着社会和国家发展慢慢改变的。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卖到12亿,一部低成本卖了12亿,你不用操心,明年一定会有50个。50个里面49个都是垃圾,有一个是很棒的,又卖了15亿,你放心,后面就是100个。东西多了才会堆出一个塔尖来。
这种被市场绑架的心理是没办法避免的,尤其对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受到的商业压力要比我们大,制片人对他们提的要求是非常直接的,你必须给我卖够多少钱。一开始他就修正了他的方向,向收回成本,或者向卖钱前进,这是他的敲门砖,对吧?
投资也罢,资本也罢,所有方面也罢,都是要赚钱的,所以在选择上就非常功利主义,非常现实。
我很期待《归来》有好的票房,不是说对我个人的影响,因为这个电影一定不会亏本。我期待这种现实主义的电影真的卖一个好票房,它的意义是在资本市场上,这是很要紧的。
南方周末: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归来》有市场考虑,才会放大人性的温情,缩减或者抽掉现实的残酷?
张艺谋:恰恰不是。这种类型决定了它的市场有多大,它绝对不会因为这点修正就增加了5000万票房。这是我自己专门做的,我觉得高级可能就高级在这里,这是我思考的结果。
如果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说今天拍的《归来》,是2014年的作品,是新类型。所谓新类型,就是我们不要再忆苦思甜,我们不要再控诉,再苦大仇深,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这是我有意的选择,跟票房无关,跟取宠观众完全无关。
年轻导演不需要第二个吴天明
南方周末:张艺谋好像从没提携或者帮助过哪个新导演,这是一种误解吗?
张艺谋:我们说吴天明,头儿对我们的帮助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十几个电影厂的厂长决定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手中拥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他的提携和帮助是非常直接和给力的。今天,我认为年轻导演不需要直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我们不会看到第二个吴天明出现。 但这绝不是说上一代就漠不关心。我们看到有多少老一代艺术家仍旧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他只是轻轻的一句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我觉得年轻导演今天在中国,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的投资。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块蛋糕,我自己都知道很多投资人拿着钱就在那儿发现新导演,2000万,3000万,也许5个亿,想再重复一次《泰囧》、《致青春》这样的奇迹。 机会比国外大很多,国外坑都满了,咱们现在是等鸡下蛋,鸡屁股底下掏蛋。所有跟过我的副导演,现在全部是导演。
现在开始的10年,是中国年轻导演最好的10年,有才华一定不会埋没。那些人要挣钱,他就会把你挖出来。
南方周末:你看得到钱在哪里,可钱未必找得到这些年轻人。
张艺谋:我现在要改编一个剧本,大编剧都被抢完了,有时候就会找一些所谓的枪手来帮我做文笔的工作。中戏、北电文学系刚毕业的,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我去找人家,人家后5年都签了,就签给公司了,买断了写电视剧。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付了现金买断了,结果我连所谓枪手都找不到。
你常常感叹现在真的是拔苗助长一样,苗刚一出来,立即人才就缺。冯小刚那句话:人才。谁都看得到人才是生产力,《泰囧》也罢,《致青春》也罢,这几部新的导演作品,在市场上创造奇迹,首先就是靠这些人才,靠这些年轻导演的才华,对吧?
外国同行羡慕死了,他们导演系毕业能沾一点电影的边,闻一点电影的气,听两句电影的词都感兴趣,都简直烧了高香,大部分连门都沾不上。
我觉得今天对年轻导演来说机会大大的,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下还出不来,怪自己。就是习大大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我们陕西的一句老话。年轻导演机会很多,更多的是要好好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也不用你帮,对吗?
张艺谋:不是不用,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中国电影的未来要靠年轻导演,我对年轻导演的作品是由衷的肯定。我只是觉得,不必再有像吴天明那种用权力,用真正的东西来扶持你。现在不是说扶上马走一程,现在是马满地跑,你能不能上去,能不能自己做一个骑手的问题了。很多人要拉你上去骑,你只要能骑得好,我觉得对年轻导演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来源:南方周末记者袁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