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原名Jacques Tatischeff，1907年10月9日生于巴黎附近的城市Le Pecq，1982年11月5日于巴黎逝世，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导演。原名为雅克·塔蒂谢夫，先在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当镶框工人，1931年进音乐厅工作，开始在他自己编剧的短喜剧片中担任主角。特吕弗曾称赞道：“一部布烈松或塔蒂的电影，必然是一部出自一位天才的作品，只因为一个单独、绝对的权威，从开场即强制执行，直到剧终。”杜拉斯当年也曾说她鄙视所有活着的导演，除了雅克·塔蒂和戈达尔。
个人生平
塔蒂父亲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希望他能更像Mon Oncle里的叔叔。父亲要离开了。他穿着军服来看我们。他没有权利脱下制服，除非游泳。他就站在那里，在海滩上，穿着蓝色的军服。就像一个猎场管理员一样看着我们。我总想起那个景象。现代生活就是为班上的高个子孩子设计的，而我则愿意捍卫其他的人（注：16岁的时候，塔蒂身高就达到1米92）。我的全部学历在一张邮票背面就可以写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你试图教会我一些东西。对于你曾如此耐心试图塞到我脑袋里的东西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的确记得你是一个和蔼文雅的老师。（摘自塔蒂写给他的老师的信）
1870年，俄国驻法国的外交官Alexanderisky 塔蒂scheff在巴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孩Rose-Anathalie Alinquant。1875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Georges—Emmanuel。不久以后，Alexanderisky 塔蒂scheff骑马出行，却发现死在郊外，被断为事故。但是又不久，Georges-Emmanuel被人绑架去了莫斯科。Alinquant，一个巴黎著名的绘画装裱工的女儿，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没有崩溃，而是自学了俄文，偷偷前往莫斯科当了一个保姆。她终于找到了儿子被藏的地方，将自己7岁的儿子拐回了巴黎，并在巴黎郊外的Le Pecq定居下来。1907年Georges-Emmanuel有了一个儿子，叫做“Jacques Tatischeff”，就是后来的雅克·塔蒂。
雅克·塔蒂小时候因为长得太高，每逢出殡，塔蒂都是前面举十字架的人。在下葬的时候，也站在墓穴边上，虽然他自己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吓得要哭。但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大孩子。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希望通过自己做来学习。有一次是学“I open the door”和“I close the door”。就是老师说英文，学生做动作。结果塔蒂打开门，走了出去，关上门，直接回家了。
塔蒂擅长舞蹈（得过奖）、网球（个子高占便宜）、骑马、橄榄球，但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绘画细胞。晚年他常到好友、著名漫画家Sempe处看Sempe工作，Sempe曾听见塔蒂在他身后嘟囔：“我希望我也能这样画画。”塔蒂被迫跟他外公学做画框。他记得一次他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自豪的画框，但是他外公让他把画框自己拆了，因为它太好了，画框注定是要让人注意里面的画，而不是画框本身。
塔蒂在军营里的一年时间，遇到了一个叫Lalouette的人，启发了他后来的角色Hulot，这个人是个理发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军队里和在外面是不同的。他叫长官永远是“Sir”，而不是上校之类的，当被纠正后，他会很虔诚的道歉“I'm sorry Sir”。他永远骑不好马，也丢三拉四的，而且从来都不脸红。这种愚蠢加天真反而让他显得无所畏惧，不可战胜。
塔蒂在30年代参加了Alfred Sauvy的橄榄球队，当时法国没有职业体育，橄榄球更是没人打，这个队里的成员全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如Sauvy就是个统计学家。那天他们全队15人去吃晚饭，中间屋子的灯灭了，大家困在一个小屋子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搞笑的哑剧影子戏，大家都被迷住了。那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塔蒂scheff突然变成了“Jacques 塔蒂”。
每次比赛完，塔蒂在更衣室里跑来跑去，模仿刚才比赛的全过程，模仿裁判，自己的队员，对方的队员，全队的人都来看。队长Sauvy的好友，剧作家Tristan Bernard说，“你知道，我真的看不出你应该继续做你的画框。” 正是在给他的朋友们表演的时候塔蒂发现了喜剧天赋。
塔蒂意识到有两个观众：一个是狂热支持的（我的队友），另外一个是清楚仇视的（赞助商和餐馆员工）。我从来没有忘记后者冰冷的注视。后来，当我回想起那个场景，并把我放到他们的位置上，我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喜剧。
塔蒂在橄榄球队的生涯的终结是队长Sauvy为他写了剧本，由全队成员联合，制作了一出叫《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的戏，由塔蒂用哑剧耍尽各种体育运动，塔蒂随后进入演艺界。
塔蒂进入演艺界的时间正不好，大萧条刚刚触及法国。直到1935年，他才在米歇尔剧院（Théâtre Micheal）的表演中凭借哑剧《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一举成名。后来他加入了A.B.C演出，成为那个音乐剧院（music-hall）的顶梁柱。他一方面借了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刚刚兴起，体育方面的艺术题材突然开始兴盛的光，一方面也借了法国哑剧在Etienne Decroux等人的努力下的东山再起。他的脚步随后涉及欧洲各处，在柏林，他应邀在Scala和KadeKo演出，后者，没错，就是Fosse影片中的Cabaret。
塔蒂在哑剧上的对手是著名哑剧演员，Etienne Decroux的学生Berrault。不过一次Berrault表演了一个骑马的哑剧后塔蒂大发雷霆，说骑马的想法是他的独家专利，Berrault是剽窃。这是塔蒂第一次试图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想欣赏Berrault和Etienne Decroux师徒俩的绝技，看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的经典《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事实上导演卡内计划本片的时候发现Berrault很有可能因为有戏约不能出演，还跑去A.B.C看了塔蒂的演出。他认为塔蒂是可以做Berrault的替补，他的体形除了个子高些，跟影片男主人公，历史上的Deburau一脉相承。卡内觉得男主角如此重要，随便换成塔蒂未免过于冒险，在和制片主任Fred Orain讨论后，塔蒂让位了。不过Fred Orain估计是记住了塔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制片主任当时已经当上了未占领区唯一一个电影公司的头。第二年他找塔蒂出演了一个小角色，以后更是和塔蒂合作，拍摄了塔蒂的成名作《节日》（Jour de fête，1949）。后来塔蒂和他的矛盾以及Fred Orain日益的位高权重，也让塔蒂被孤立出了主流电影界。
二战前夕，塔蒂应征入伍，停战后被遣返巴黎重操旧业。像很多人一样，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这段日子。关于战争，我们所知不多。只是一次记者在问塔蒂是否曾经参加过什么真正的自行车赛的时候，塔蒂仿佛有点走题的回答：“1940年我从Liege骑到了Perigueux，德国人在我屁股后面。那是场漂亮的表演，但是我想Anquetil或者Poulidor能骑得更快。”
事实上塔蒂重新开始音乐剧院（music-hall）生涯，他起初表演的地点在Lido剧院，那是个只有德国人才能去的地方，为此他遭人诟弊。后来他也去了其它地方，但是不像勒内·克雷蒙（René Clément），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还有罗贝尔·布莱松（Robert Bresson），塔蒂在这几年里没有利用这段机会拍电影。1943年他还被叫去了柏林演出。10年后，塔蒂曾经想拍摄一部关于“占领下的柏林”的电影，因为当时柏林城的人都被征兵征走了，所有的厨子，裁缝、表演的全是法国人，塔蒂就好像到了法国人的圈子，戏称“占领柏林”，他在那里遇到了Henri Manquet，成为一生好友。
于洛先生战后Fred Orain和塔蒂开始合作，成立了Cady Film，据说是取Orain的狗的名字。他们同意从喜剧短片开始，塔蒂构思了《邮差学校》（L'Ecole des facteurs），塔蒂想到了曾经合作拍摄《小心左边》（Soigne ton gauche）的勒内·克雷蒙。《小心左边》是克雷蒙的导演处女作，他之前曾在塔蒂的另一部作品《人们需要坏蛋》（On demande une brute）里给导演查尔·巴罗瓦做过助理。其实30年代法国试图振兴喜剧，象Robert Bresson这样的人也是从喜剧找到活做的。但克雷蒙太忙，塔蒂就自己导演了第一部喜剧短片《邮差学校》。1949，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节日》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此后，他的影片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等多项大奖，《我的舅舅》(1958)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游戏时间》(1968)获莫斯科电影节银奖。1971年，他导演了法国与荷兰合作拍摄的影片《聪明笨伯古惑车》，1973年为瑞典电视台拍摄电视电影《游行》。1982年11月4日，他在完成电影剧本《混乱》的创作后因病去世。
作品特点
“跌不倒的喜剧”：塔蒂是运动员出身，后转向哑剧，充分使用肢体语言，将哑剧提高到全新的高度，应该是“憨豆”先生的老前辈。塔蒂创造的“于洛先生”是对卓别林创造的喜剧传统的一次飞跃，影评人称它为“对观众预期过高”的喜剧，要求观众做一些现代知识储备，才能体会那种幽默的“现代化”。法国影评家、《电影手册》主编Serge Daney曾概括说：卓别林式的喜剧是一种“跌倒的喜剧”，人物在大屏幕上不断摔跤，跌倒，追逐，戏打，强烈的肢体语言指挥者连绵起伏的笑声节奏；而于洛式的喜剧则是一种“跌不倒的喜剧”，于洛先生穿着宽下摆的上衣，细脚零丁的瘦腿裤子，提着雨伞，在迷宫一般的城市和建筑里穿行，在街道和乡间摇摇摆摆，他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像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晃，以此创造可笑。
声音：塔蒂关于电影技巧的探索，尤其是在声音方面的实践，绝不逊色于大胆叛逆的新浪潮电影人，作品很少对白，但巧妙运用音效，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
社会批判：塔蒂的智慧与灵感都来自观察，他的敏锐和准确不比那些社会学家差。1960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塔蒂来到巴黎通向马赛的高速公路上，整整两个小时，他站在那里看着成百上千的大小汽车在眼前驶过。现代法国人有周末出游的习惯，所以每逢周末，巴黎周边的路况就亮起红灯。塔蒂说：“我看见人们坐在移动的笼子里，失去了笑的能力。”于是有了后来的《交通意外》。现代工具的尴尬在于，它给你多少方便，就要剥夺你多少自由，按塔蒂的形容，这就像往复循环的“借贷”。汽车是很有电影缘的东西，很多大导演都热衷于拍摄汽车。汽车的速度是很戏剧的，但同时，汽车的方便和快捷也像易拉罐一样脆弱，好比影片里飞出去的轮胎盖，像大雨中样式不同的风挡雨刷，看穿了庄重，便觉得好笑。
“好奇”：尽管很多学者在塔蒂电影里读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比如对建筑和公路的比喻和暗示，但塔蒂自己从来都不是个现代社会的“敌对分子”，他的任性、独特和概括力不是来自批判，正相反，是来自对现代性的深刻好奇，塔蒂一直对建筑和汽车保持着非凡的好奇心，这才让他创造出塔蒂城和多功能旅行车。人们之所以不断在塔蒂电影中找出批判现代社会的根据，是因为塔蒂的细腻的观察和对画面的准确追求。这种细腻和精确，有时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塔蒂用中远景画面展示宽阔复杂的空间是伟大的电影创作，但这不意味着塔蒂就肯放弃细节，即使在大全景里，塔蒂对细节的要求也达到了特写的标准，这个奢侈的拍摄习惯从未改变，没人能理解为什么。《游戏时间》中最后那场大饭店的戏，塔蒂连每把椅子的靠背设计都参与了。《交通意外》中有一场戏需要一个少妇抱着婴儿，在塔蒂的设计中，这个婴儿的轮廓一定要与这位少妇的身形和肤色相匹配，并且在视觉上造成一种喜剧效果，这不过是一个很传统的喜剧包袱，但工作人员始终找不到这样一对符合条件的母子。于是塔蒂宣布停工，自己找遍了荷兰的妇产医院。当时的制片人古斯塔夫·道格拉斯（Gustaf Douglas）问塔蒂的助手，塔蒂的工作为什么这么慢？他得到的回答就永远是：为了巴塔维亚的婴儿。巴塔维亚是古语荷兰的意思，从此这句话成为工作人员之间的口头禅。
作品年表
《节日》（1949）
《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
《我的舅舅》（1958）
《玩乐时间》（1967）
《聪明笨伯古惑车》（1971）
《游行》（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