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效是制作阶段的最后一环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明年三月的片子，现在就要抓紧时间做完。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特效系统开发以及视觉效果的摸索阶段，一般时间相对宽松，压力不是太大，到后面赶进度压力就会比较大，琐碎事情比较多，有的时候会需要加班。”
对于一部春天上映的动画电影，特效师们需要在上一年的年底做完所有的特效，为的是给后续的将影片送达全世界各个影院的工作留出足够的时间。孙晨的工作接在角色动画师的后面。
“动画师的任务是完成动画片里所有的动作，从他们那里输出的结果不是最终我们看到的图像。我接到手的是动画师给我的各个人物和物体的动作画面，还有艺术部门给我的最终画面的草图，然后我根据草图添加特效，比如水，火，烟这些东西。动画电影的特效和真人电影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在动画师完成的动作画面上继续加工，而真人电影特效师拿到手的是摄影机拍出来的画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后期。二者工作的实质性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输出的图像就是观众在电影院看到的。”
特效师和灯光师的工作环境是完全黑暗的。特效师从动画师手里接过的镜头是一个个动态的物体，这些初始镜头没有色彩。特效师需要对最终成品画面的色彩负责，而自然光是有颜色的，会让特效师对屏幕上画面色彩的判断产生偏差。所以在工作状态中，特效师办公室所有的窗户都要用厚重的黑色窗帘遮挡，防止任何自然光的泄露，影响特效师的视感。
“我们的办公室非常黑，想拍一张像样的工作照都很困难。”
《马达加斯加3》动画电影的后期会有灯光部门去做画面渲染，如果这个镜头没有特效，那么灯光部门输出的画面就是最终图像。如果有特效，那么我做出来的特效要和灯光部门的渲染做合成，这个合成的工作也是特效师来做。“宽泛地说，特效部门和灯光部门已经是画面制作阶段的最后一环了，”工科生出身的孙晨很认真地介绍她的工作内容，“在梦工厂，我们做好的画面还要经过一些细小的修改处理才算完工，这个过程叫做Image finaling。之后可能还会有调色的有步骤，因为每个电影院每台放映机的情况都不一样，放映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2D，3D，还有的是IMAX，色差上区别很大。我们专门有人要去电影院，根据每台放映机具体的放映效果进行最后的调色，这个步骤叫做LUT。你在影院看到的画面，和我在办公室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色彩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细微调整。”
LUT，全称Lookup Table（查找表），本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个概念。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会涉及复杂的运算，这些运算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对于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复杂运算的结果预先算出，并存储在一个静态的数组中，然后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再计算，直接从数组中查找并提取这些值，这个数组就被称作Lookup Table。在图像处理领域，查找表的概念用来指代将输入数据格式转化为所需要的输出数据格式的过程，比如将16位色转化为8位色，将黑白灰色的图案转化为彩色图案等。
特效师们按照镜头分配任务，每个特效师拿到一个镜头，就要从仿真，合成到渲染全方位负责这个镜头的特效工作，独立完成任务直到输出镜头。特效师们做的每一个镜头，都要和他们的直接领导Head of effects（特效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由部门主管把关。“导演是整体把握，但是特效这个部分，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是Visual effects supervisor（视觉效果主管），这名主管负责所有画面上的特效、灯光等等的渲染效果，Head of effects也要接受他的领导。简单地说，Visual effects supervisor的工作就是为了让画面更好看。导演只是给一点意见，我们特效方面真正的大领导是Visual effects supervisor。只要他认为我的镜头OK了，那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除非有些特效会强烈到影响剧情的程度，导演才会参与得多一点。”
在剧组里，动画师、特效师等等都算是导演的螺丝钉，虽然他们才是各部门创作的实际操作者，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都应该是导演的创作意图。“我们最喜欢的导演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有些导演我们很怕，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每次做完了给他看，他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去重试很多次，浪费时间和人力。甚至在创作初期的时候，会有经验不太丰富的导演，看过我们的活儿之后说：我觉得有点不对，但是我也说不出是哪里不对。这种导演就很让人抓狂。”
影片送达影院的工作是分段完成的，所以特效师们交付任务的时候以sequence（桥段）为单位。每个特效师拿到一个做好的角色动作镜头，要按照领导安排的截止日期完成。桥段是由镜头拼成的，所以每个桥段会有一个大的截止日期。“镜头的截止日期会比较宽松，开始的时候定的截止日期一般都符合实际的工作进度。也许我能提前一两天做完，也许碰到麻烦的镜头，导演中途要改创意等等的因素，我会在截止日期之后一两天才做完。但是所有镜头拼起来的sequence的那个截止日期是刚性的，说是哪天就是哪天，不能拖延。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截止日期给得相对比较宽松，越到快上映的时候，截止日期越紧张。”
所以特效师们的工作状态就是不停地赶一个个的截止日期，动画师做好一个镜头，特效师就要接过来开始赶这个镜头和桥段的截止日期，同时动画师在准备下一个交付给特效师的镜头，每个镜头所处的制作阶段不一样，任务平行开展，顺次完成。
特效是年轻时候的意气用事
“做特效就算是我，特效部门，视觉效果部门和导演层层把关的结果吧，”孙晨说，“是不是挺复杂的？”
几年前的她和别的喜欢看电影的年轻人差不多，不会去想制作特效有怎样复杂的过程，只是简单地被银幕上炫奇的视觉冲击所震撼。那时候的孙晨比现在更加有冲劲，或者说，更加叛逆，只顾眼前，没有考虑到之后会是什么结果。
“我想做特效是因为看了《变形金刚1》。当时觉得自己的车说不定也是一辆大黄蜂，也能变形，太厉害了。一部电影特效能改变观众的思想，我就觉得这片子做得太好了，我也想做这个。然后我就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了。”
孙晨喜欢玩的是计算机。如果要说她少年时代有什么艺术方面的开发，只能是父母给她找美术家教的经历了，这种课外学习没有目的性，纯粹觉得好玩而已。
“我上初中的时候看了日本的动画片觉得喜欢，就和父母说想学动画。父母不懂日本漫画和3D动画有什么区别，于是给我找了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广告公司做3D，是他在Maya的使用上给我做的启蒙。而现在Maya已经在特效界基本退出主流了，大家都在用自由度更大的Houdini。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网络工程，在通信行业里实习。你说你作为一个女孩去做通信行业，无非就是家长觉得去大的运营商公司，工作很稳定而已。”
她开始觉得在运营商公司工作根本提不起兴趣了。于是大学毕业之后她对自己说，我不想留在国内，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想出去看看。
“我运气好，我的父母很好，很支持我，我做什么决定他们都支持我，”无论谈起什么，孙晨都不忘了“运气”二字，“于是我就莫名其妙申了一所美国的大学，我不知道学校的背景，我也不知道老师的背景，反正我就申了，结果他们就要我了，我就去了。所以我就来美国念了数字制作艺术（Digital production arts），计算机方面的课程和艺术、戏剧方面的课程各占一半吧。刚来美国读研的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只是运气好，碰到了好老师，愿意教我很多东西。当时我连自己运气好，碰到好老师这件事都感觉不到。”
在出国之前，孙晨就笃定了自己将来要做特效。她觉得自己不是做动画师的料。“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任何一个艺术院校都不会把这些专业分得那么细。学动画的学生，动画、特效、灯光、合成等等整个流程都要学，各方面都要懂，然后看自己喜欢什么，再专注于往那个方向发展。我选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以后要做特效。于是老师就建议我选了几门和特效相关的课。动画那些东西我也懂，但是跟专业的动画师比起来就差太远了。”
“我想扯远一点，说说在特效这方面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问题，”说到自己的求学经历，孙晨激动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就别想停住，“想学什么，想做什么工作，想进哪个学校等等，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我们中国学生没有好的老师，没有系统的专业去教学生，所以很难比得上美国的学生。”
提到教育和师资的问题，孙晨的语气非常强烈，“我接触过一些国内的高手同行，他们都是在自学，看教程，或者互相之间学习，很少因为有个好老师而学到很多东西的。在美国的话这方面的资源比较多，在国内因为很多原因，能够得到的资料非常受限。很多网站在国内都没办法很方便地登录，经常找不到想要的教程。”
“中国学校的计算机系和艺术系都分别有非常好的教授。计算机系的教授在计算机领域做出世界顶尖的成果；艺术系的教授教出国际顶尖的艺术家。但是特效既需要计算机的知识，也需要艺术的知识。我觉得我们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是非常扎实的，和美国学生比起来，我们的知识储备是非常足够的。但是在国内我们的老师就没办法教我，水的艺术性的流动如何和计算机理论结合起来。甚至会有理科生和艺术生之间互相轻视的现象，因为互相轻视，就无法互相沟通，更难互相学习。国内教动画的老师都在艺术院校，艺术院校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图形计算机方面很强的教授。如果能有好的领路人，那么所有人都能做出好的特效。”
“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在教学生用软件，学生就只会用老师教的那种软件，这只是表面，你只是觉得你懂特效了，其实你不懂。但是我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在软件背后，对特效这一整套理念的理解。比如说特效中我们要做一团火，这团火焰在计算机的世界，通过最基础的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何把它仿真计算出来，这种基础理念的理解非常重要，软件只是表面的东西。基础理念理解了之后，随便什么特效软件拿来，都可以很容易地上手，把这团火焰做出来。
特效是血汗产业的裁员大潮
孙晨形容特效师的工作是一份脏活累活。理念的理解对于特效师的意义在于，导演往往会给出很多修改意见，而这些意见在现有的软件功能范围内无法达到。所以她平时必须经常使用一些软件以外的方式，比如用很原始的一些编程语言修改制作效果，一帧一帧地手绘等等。在她眼里，特效师的工作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达到效果，各种“廉价不入流”的方式都用到了，灵活性特别高。
“这么说吧，如果我有一个妹妹，也想像我这样走这条路，我绝对不让她这么做。我并不是不支持学弟学妹们的梦想。干我们这一行，哪个不是非常热爱电影的？但是现实是，你光热爱是根本不行的，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你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些困难，了解行业现状，知道自己将来面对什么，这样才能有准备，你真正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克服它。”
想要体会孙晨所说的“困难”是不容易的。她是一个走过鬼门关的人，回想自己当年遇到困难时的状态，有一种迎头痛击的感觉。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冬天，她和三个同学开车上路，经历了人生中最不愿回首的一个瞬间。孙晨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们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弯，对面开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角度下，应声撞在了副驾驶的门上。
“我身边车门的玻璃一下子全碎了，我吞了很多碎玻璃到肚子里，”孙晨现在回忆那场车祸的景象，情绪很冷静。但是当时她在被撞击的一瞬间，双眼直视迎面冲过来的汽车，所以脑海里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可怕的场景。这件事情对她心理上的冲击让她此后的一年，没敢再搭过别人的便车。
“当时出车祸是半夜的时候，我立刻就被送到了急救室，早上7点还有课，那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后来又按时去上课了，脸上还带着碎玻璃划破的血痕。”
孙晨说自己当时是个很有干劲的人，即使在后来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她也没怀疑过自己。“如果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求学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怀疑自己之类的心态都是没有用的。你在现在的位置能做什么，你就继续往下做什么。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吧。”
“我找工作的过程是一部血泪史。大公司招人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面试折磨你，面完了还不给消息。我找工作找了半年，什么消息都没有，包括梦工厂在内的公司都已经把我拒了，我已经绝望地准备打包回国了，结果梦工厂发信来说灯光部门要面试我。于是我又为了灯光部门的面试，重新做我的demo reel（作品集），然后2个星期过去了，临到面试前一天，梦工厂突然又通知我说灯光部门取消了面试。又隔了一天，先前把我拒了的特效部门又决定要我了。我觉得这件事只能用运气来解释。”
运气显然不总是站在孙晨这一边。刚进梦工厂没多久，公司进行了第一次身体检查。医生拿着检查结果对她说，你现在就去拿药，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开始服药，不然就会危及生命。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什么程度。
“医生问我万一挂掉了，应该先通知哪位亲属。我那一瞬间连这样一个人都找不出来。”
这个病来得很奇怪，医生说可能是失眠压力大，免疫系统失灵造成的。因为没有确切的病因，所以孙晨只能靠吃激素勉强维持。此后一年多，孙晨不停地往返公司和医院抽血检查、吃激素保命，还专程回国看中医，中医以她不在国内为理由，拒绝为她开药方。治病途中经历过一次复发，医生打电话通知正在工作的她立刻开始服药，她挂了电话，在公司门口嚎啕大哭。她自己心里清楚，在学校里拼命学习弄坏了身体，病魔不找她又能找谁。
《里约大冒险2》“躺在病床上我就在想，我来美国做特效到底为了什么？我好好的在国内不行吗？如果我上学的时候不用这样辛苦，我的身体现在还可以很健康。如果你让我换，让我可以陪在父母身边，做一份小职员的工作，平平淡淡过几年，和现在我这种一个人在美国的生活比起来，我真是宁愿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生病的那一年，我的工作一直没停。那时候我们在赶《马达加斯加3》，我当时还很庆幸自己做了热爱的工作，因为投身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去想‘明天我是不是会病得挂掉’这种问题。”
几千人给梦工厂的工作机会投简历，最后要了5个，“拼命三郎”孙晨是其中之一。“我并不觉得那些被刷掉的人就真的比我差，只是因为申请的人太多了。我回国的时候，我也见过很多国内的小弟弟小妹妹追着我问：哎呀学姐我也想学动画学特效，你帮帮我吧。我就想对他们说：你好好想想，你能不能做得好这个心理准备。”
谈起特效行业的不景气，孙晨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年初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特效公司Rhythm & Hues倒闭，我有很多的同学在那里。我们部门年初裁员百分之二十，现在只有我一个女生。我很多很好的朋友都走了，其中还包括老婆生病的，还有家里请保姆照顾两个很小的孩子，还要交房贷的。我甚至觉得现在比2010年大萧条的时候更不景气，那时候只是不招人，现在大家都纷纷关门了。”
就在这次访谈进行的当天，隶属于迪士尼的皮克斯把温哥华的工作室关掉了。孙晨对这种情况已经不再诧异，业内都清楚迪士尼的经营就是这种风格，一个工作室如果不赚钱就关门，不会留人，一切都是以赚钱至上。皮克斯的电影多是从真实社会入手，以拟人化的手法叙事，而梦工厂则倾向于创造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体现了皮克斯和它的金主迪士尼的现实的性格，他们把电影看作是商品，而自给自足的梦工厂则像是自己拉赞助的独立电影人，从电影到经营都还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孙晨不这么想。
“经营的事具体我也不懂，不过梦工厂相对来说很稳定，每年都会有拍片计划，愿意跟我签长期合同。不像别的工作室，大家都是短期合同，有活干就招人，就忙到周末加班，没活干就裁人，就散伙。”
因为行业不景气，工作室都是按照项目招收员工，有片子拍的时候就签个短期合同，片子拍完就解散。并且制作单位为了节省开支，很多特效工作都外包给有税收优惠的国家，比如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等，或者外包给亚洲其它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很多特效师都是全球飞来飞去的工作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停签短工，让自己一直有活干。
“我能找到这份工作，裁员的时候还没有裁掉我，我觉得就是我的运气太好了。一半是自己努力，一半是运气好。那时候自己还年轻，现在如果再让我做这种事，我可能得好好想想，就不会那么冲动行事了，多了解我将来会面对什么。二十出头那会儿，还不需要我挣钱养家，我还没有自食其力。一个孩子当时还没有压力，不明白要靠自己站在社会上，他可能就会觉得兴趣最大。而现在他必须要挣钱养活自己，一个人身在国外，没有人能依靠，他肯定就得多想一想了。梦想、追求这种东西，你什么都有，不缺钱的时候，你爸妈支持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由着性子搞，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身体也不行，这些最基本的都拿掉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你的追求了。”
在孙晨的工作地点旧金山周围，有很多艺术院校，那里有大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孙晨毕业的时候，包括她在内只有2个学生找到工作，她的很多同学到现在只能靠打零工度日，或者干脆转行。当年和孙晨一起被招进梦工厂的同事，也有人在培训一结束就被辞退。从学校走向梦工厂的过程中，孙晨神奇地躲过了各种“劫难”。
“我当初想学特效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会不会找不到工作。我和大家一样，觉得特效好酷好炫，所以我也想做这个。我现在的确在做我梦想的工作，但是我付出的太多了。那时候刚来美国，因为英语不好，基础不好，我又想早毕业，所以拼命修课拼命学，为了能省学费，少用家里的钱，每周要给教授打工20个小时，所以每天只睡4个小时。现在我身体不如从前了，这都是我自找的。如果重新再活一遍，我肯定要多问问，多考虑考虑，不要草率地下决心做特效。不过可能我考虑过之后，还是会选择做特效。这都不一定。”
孙晨曾经是一个一股脑想要投身特效界的气盛的年轻人。现在的她既庆幸自己做了梦想的工作，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身体。如果不是因为硬气，浑不吝，义无反顾说来就来的脾气，这样矛盾的想法也许根本不会在一个曾经两次起死回生的人身上出现。
“工作之后就好多了，8小时工作制，所以我又开始谈梦想了，”孙晨很爽快地笑了，“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坐夜里2点最后一班校车回家，然后4点睡觉，然后起来赶8、9钟的课。但是如果我二十出头的时候，知道后来去了美国要出车祸，要生大病，我肯定会被惨怕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在美国得到了我想要的工作。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一句口号一个梦想就能解决的。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只要努力，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你就一定有回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捡回一条命，我的努力有了回报。万一没有呢？”
作者：康一雄
来源：迷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