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是怎样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
A：我经常碰到更老的、有资历的导演，我总是问他们你们怎么成为导演的呢？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电影学院，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拍电影了。
我15岁那年就知道我肯定想拍电影，当时我住在一个小城镇里头，没有所谓的影院，除了一两部美国电影，我都没看过电影。
施隆多夫与著名演员乌里奇·马特斯我想是两个动因。第一个是我特别爱读书，读书是一种逃避真实的世界的方法，而且我觉得书里的故事更好处理。我在读书的时候也会不断地想象故事怎么拍，也就说我不自觉地在脑子里头拍电影。后来我又看了一个杂志，这个杂志上拍了一个埃及尼罗河旁边拍电影的照片，很惊险，我就想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开始我以为是摄影师拍电影，我就想怎么成为摄影师，开始买那些小的摄像机。我当时在高尔夫球场打工赚钱买照相机来拍照片。我爸爸是医生，他觉得我在胡闹：你干嘛不好好学习，比如法律什么的？最终，我的父亲同意把我带到一个电影实验室，我想如果我在电影实验室里学习的话，可以练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摄影师。后来呢，实验室的主任跟我的父亲说：“医生，你干嘛不让你的儿子学一个正经的职业？”我父亲听到这话特别开心。
我知道法国人特别爱电影，所以我想我必须到法国去。后来，有一次机会可以去巴黎，去学两个月学习法语，我就去了。结果没有待两个月，反而待了10年。在学校我也结识了其他的未来的电影人，比如路易·马勒。我的一个朋友罗歇·尼米埃把我推荐给路易·马勒当助手，我就进入了这个工作，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在那儿扮演什么角色呢？我觉得我只是走运而已，我一直到今天都是特别走运，所以我就这么成为了一名电影人。
Q：当时路易·马勒很年轻，才27岁，而且他是不付分文的，你还是拿着自己的奖学金在那帮他拍电影对不对？你如何从法国电影人和你自己的国家的电影人身上学到了诸多的精髓，成为了今天这样的导演？
A：我当时非常年轻，我现在年纪大了一点。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我总是在寻找大师们。不管是小大师还是老大师，我总是认为其他人拍得比我好，那么我要向别人学习，我今天也是这么认为的。
Q：你改编过法国的作家、德国作家以及美国作家的作品，怎么看待与他们的合作？
A:我觉得最容易共事的作家是阿瑟??米勒，美国人比较好交流。我是在德国的美军驻扎区长大的，6岁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说英语，我今天还得益于那个时候。我是在《铁皮鼓》拍摄成功之后才去了美国，我学会了just doit（去做吧）。起码在欧洲，我们都会受限制，几千年的历史、哲学和思想潮流，我怎么可以跟他们相比呢？我们看到这种宏伟的过去，都觉得不敢说话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很多文学的改编，我想我是躲在的那些伟大作品的后面拍电影。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就觉得特别释放，我对他们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没有美国家庭，怎么拍《推销员之死》？答案就是just doit，我们相信你。所以有人让你拍电影就去拍吧。
Q：在你的自传中，你讲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很依恋法国文化，你可能是一个更法国的德国人。
A：上周拍摄的一个电影就是在法国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17岁就是在法国，我发现世界就是巴黎的样子，而且巴黎人对高质量的电影充满着热诚。他们也喜欢美国的动作片，心态很开放，而且总是在聊。在法国你看完电影，是不可能不跟别人聊天的。后来我明白，人不说话是没有办法思考的，大脑很懒惰，你只有说出来才算数。当时，我去和他们聊天，大家都问我，你作为德国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笑，他们就说，你真是典型的德国人，一般我们问德国人的时候他们首先就要笑。就像我一喝啤酒他们就说我是典型的德国人，虽然我90%的时候都喝白酒。
于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德国人，别人认为我是异类。我得什么时候变得和法国人才可以。后来，我开始戴帽子，留起胡子，我出门的时候，在胳膊里夹一个面包。虽然一切像法国人但我并不是法国人。
后来拍第一部电影，我当然想在巴黎拍法国电影了，他们说不行不行，我们在巴黎已经有足够多的法国电影人了，你应该到德国拍，你告诉我们你拍的德国人是什么样子。当时没有德国电影，只有一点所谓的娱乐片，其实就是那种商业片，很无聊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商业片，问题是我觉得他们有点无聊。法国人派我回德国去拍德国的电影。我离开德国的时候我有17岁， 25岁回来拍一部德国的电影。
最近，我重新发现我可能真的更像一个法国的电影人，因为我刚拍摄的这两部电影都是在法国做的。像我说的那样，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抓住他，要把握机遇。只要我在法国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做。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中国会发现我，然后请我到中国做电影，然后我可以学习汉语在中国做电影。
Q：你最新的电影《海的黎明》，也是二战题材。为什么青睐二战题材？
A：我拍摄的30多部作品当中，有超过1/3是以二战为背景的。我的女儿21岁，我拍《海的黎明》的时候她只有19岁，她问我为什么一直在拍二战时期的电影，你不能拍点新的吗？其实很多德国年轻人都希望把这个可怕的、不光彩的历史忘掉。作为一个德国人拍二战的电影我感到并不舒服，因为这是我历史的一部分。
但这些作品是对战争的一次纪念，但是我们要牢牢记得在战争时期和革命时代，普通的百姓会变成英雄，普通的匹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会彰显出他们的义气、他们的英雄精神，他们会发挥人性最勇敢最善良的一面。其实，我用电影讲战争也是讲出人性的一些非常优秀，非常值得崇拜的精神。
我一开始做电影的时候最想做的是喜剧，但是拍了36部电影还是没有做喜剧。我写这个自传的时候，回顾我的人生，主要看到我人生中的那些幽默的东西。后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自传，说为什么你是一个幽默的人，拍出的电影却是非常严肃的呢？这有点矛盾。
Q：您说自己特别幸运。但幸运总是缘于某些原因。一个成功的人，他的成功是不可能复制的，你肯定是曾经处在过某种两难局面中，那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A：当然我说幸运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努力工作”四个字。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致力于和社会打成一团，和其他人共享你的想法。从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很努力工作，而不是你躲进深山老林中不出来了。你在社会当中你可能是有幸运的，你待在家里是不可能有幸运的事情会发生的。
如果你读我的书的话你会看到书中的轶事其实充满着悲伤，我不想讲悲伤的细节了，不然我开始哭了。每次我读自己书的时候，都是泪汪汪，因为讲轶事总是很容易，但讲悲剧是很难的。
施隆多夫代表作《铁皮鼓》剧照，本片曾获得第3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与第5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Q：您改编了这么多著名作家的小说，是看中了小说的什么特质？选择小说的标准中是什么？改编和原创有什么不同？
A：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在寻找这个书里的一种表现（expression）。什么表现呢？就是我自己内心要表达出的感觉，我就是莫名其妙地无法表达它，但我在小说里能找到一种表现的方法。比如一个16岁的年轻人，他身陷一个犯罪团伙，然后成为这种权力和暴力之间斗争的产物。你会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无法表达或者表现出这种经历，后来在小说里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体现，然后我就借助了这些小说，去表述自己的经验和体验。
我选择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会选择它，有时候在我们已经开始排练，拍摄特定的镜头的时候，我才会恍然大悟地发现，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说：正是因为这个镜头，正是因为这一幕，这个画面正好是我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或者那个感觉。
比如说，《铁皮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讲一个非常孤独的小孩，失去了他的母亲，我们可能在童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没有兄弟姐妹，自己就生活在自己的脑海里。我在给小演员导戏的时候，当时就觉得我的场景其实是来自于我脑海中对于儿童时代的记忆，有些场景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我的感觉都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在书中寻找什么呢？我觉得你要去寻找一个这样的作家，这个作家和你的体验有重影之处。
Q：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不太认同一个非常有名的二战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说做出道德判断太容易了。所以我想问您自己电影当中有没有一种道德判断，您认为什么视角是比较合适的战争电影的视角呢？
A：不要道听途说，我好像没有说过《辛德勒的名单》不好。其实，有一次和比利·怀尔德讨论这个事情，他的父母是波兰人，他跟我说他看这电影的时候，一直在画面里寻找自己的母亲，都忘了这是一场电影。如果有这么多观众，还有像他一样的聪明人都来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当然辛德勒也有自己秘密的动机，他不是纯粹当好心人这么简单，对他来说这也是他的生意。危险就在于你创造了一个这样杰出人物的形象，其他人的都是恶棍，那么你可以说，其他的坏人我们就不理了，因为还是有一个好人的。就好象南京有一个好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忽略日本人了。
Q：现在出现了3D电影，现在有没有您喜欢的？您有没有拍3D电影的计划？
A：我当时看《阿凡达》的时候觉得难以置信，那些东西在岛上飘来飘去的觉得很厉害。维姆·文德斯的《皮娜》我觉得很好，拍那些舞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3D的人物影像浮现在眼前，这个和特写不一样，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照片了，而是一个雕塑。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不同于景物，你看到就是人的脸。所以我觉得3D对表现人物的剧情片可能特别好，就像大家考虑一下3D做色情片就感觉特别好。我目前还没有拍3D片的计划。
Q：您会对那些做着电影梦的人说什么呢？
A：简单地说，just doit。耐心，还有坚持，特别重要，这里是没有一个的简单答案，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我和大师们拍电影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有的时候，只要不放弃也不一定是能够拍得出来，管用的方法就是回家睡一觉。
Q：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电影，您期待的电影拍摄的未来是怎样的？
A：我持乐观态度，但是我也不能够说未来一定会好。我刚刚才连着拍完两部电影，特别忙，也不知道中国电影近况如何。但是在这两天我碰到了很多学电影的学生，他们都对电影痴迷，这种能量是不可能随便消失的，所以我还是看好未来。
我觉得在未来，年轻的电影人在有些事情上还是要去斗一斗。不只要按照市场导向拍电影的，你们都知道历史上前苏联电影的质量。但现在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某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开辟空间，而艺术电影是不能够独自生存的，它是一个珍稀动物。如果没有挣扎，就没有艺术。我们很难把这种艺术院线和大众电影院线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两类人看的电影。但是中国人口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电影是可以共存的。我补充一句，我特别感激我的出版社，他们三年前在法兰克福书展购买了我书的版权（《光·影·移动：我的电影人生》），并说要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在森林里长大，后来丧母的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呢？但现在我在这里了，我特别感激中国的出版商，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来出版一本可能没有人愿意读的书。
文本速记：歌德学院，听译校对及整理：易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