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春，楠泰尔大学宿舍的外墙上被漆上了几个大字“自由在此停止”，校园的看板上开始出现“让越南在越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字眼。教授们将反越战活跃分子的黑名单交给了当局，允许身穿黑风衣的家伙们进入学校拍摄“积极分子”的照片，而这些家伙的形象被学生反拍了钉在看板上。3月22日，龚本第率领学生占领了楠泰尔，他们高唱着卡曼纽勒（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举着“严禁使用严禁”的牌子，让葛拉宾院长和教授们躲进了角落。
左起依次是勒鲁什、戈达尔、特吕弗、马勒、波兰斯基
如果说这一幕是为“五月风暴”投下了一枚引弹，那么2月9日，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解除亨利-朗格卢瓦电影资料馆馆长职务引起的震动让法国知识界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朗格卢瓦是谁？”“护朗运动”后，戴高乐不解地问。1936年，是郎格卢瓦和乔治·弗朗叙、Jean Mitry一起创办了法国电影资料馆；二战时，是他冒着战火挽救各国电影拷贝，将它们藏在自己和朋友家的浴缸里；战后，是他将电影带到了南斯拉夫那样的自由荒原；也是他，每周一次，用笨拙的口才向阿伦·雷乃、雅克·里维特、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洛尔这些电影资料馆的孩子们推荐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好电影。戈达尔说：“经常出入于电影资料馆，已经成为大家热爱电影和向往电影的方式”。即使朗格卢瓦真如当局所说冥顽不灵，即使他将电影资料的分类弄的一塌糊涂，仍然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支持朗格卢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出现了，戈达尔、特吕弗、阿伦-雷乃、凯瑟琳·德纳芙带着三千多人冒着初春的寒风来到了电影资料馆的夏约宫放映厅外，演员让-皮埃尔·利奥德（《四百击》的男主角）用愤怒的近乎狰狞的表情站在台上朗读一份传单。后来这一幕出现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梦想者》中。示威最初是和平的，大家仅仅是想让他们的朗格卢瓦爸爸回到电影资料馆而已，然而警察还是发起了攻击，他们来势汹汹地挥舞着警棍，混乱中，特吕弗、戈达尔等人都受了伤，持续到晚上，示威已经完全演变成巷战，然而镇压没能阻止任何事，愤怒还在继续，伯克利、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全世界都响起了反对的声音。4月21日，政府妥协了，朗格卢瓦回到了他于尔姆大街的办公室。两周后，电影资料馆开门了。
这次的妥协并没有为当局带来什么好处，皮埃尔·利奥德的传单烽火一般燎燃了一触即发的法国。影人、影迷乃至整个知识分子层纷纷卷入到后来的风暴中去。实际上，戈达尔早在上一年就已经用影像预言了这次以文化反叛来抵抗国家权力的斗争，《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二三事》讲述的是卖淫和城市发展，《中国姑娘》奇怪地宣示了法国共产党和学生当中的极左倾向，《周末》中满是法国拥挤的道路上的强奸、死亡和人吃人的图像，一次交通堵塞，暗喻了消费社会的消化不良，而《遥远的越南》则清楚奠定了5月风暴的政治立场。即使四十年后，萨科奇在大选演讲中提出要清除5月遗风，我们仍然可以从那段暴力性的历史里看到沟通与非暴力的普遍友爱。
《如果》海报
举办还是停办
5月3日，学生与警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较量爆发了，几百个学生聚集在索邦校园里抗议政治，不但关于越南，还关于不久前楠泰尔大学的关闭。院长室里的侯虚看着窗前的人潮惶恐不安，狡猾的警察首长葛希默向他保证：条子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有十足的准备，不过必须给他书面申请。当侯虚在申请警备的单子上签下名字后，穿着黑色制服的C.R.S很快就包围了学校，拿着印度橡胶棍、瓦斯封锁了出口。学生们开始卸桌角准备棍子，警察和他们交涉：“假如你们马上离开，保证不会为难你们。”力量悬殊，学生领袖同意了，然而当他们顺着警察围出的人廊走到尽头，待遇却是被粗暴地拎起来扔进等在那里的黑色警车……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巴黎20多万人涌上街头。电影人在哪儿？
全世界的电影人都来到了戛纳。在这样的风暴中心，奥逊·威尔斯坐在“新闻午餐会”的长凳上目光茫然，捷克斯洛伐克的米洛斯·福尔曼更是忐忑，他的《消防员舞会》激怒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又没在美国来的联合制作人卡洛-庞蒂那里落着好，差点因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被判刑，正巧布拉格此时权力交接，才有幸能把样片偷出来送到戛纳，让特吕弗买了单。5月13日这天，在大多数评委的要求下，戛纳电影节暂停24小时。电影人加入示威的人流，为表示团结一致，数以千计的示威者17日聚集在巴黎电影技术学院，要求戛纳电影节停办。然而，没那么容易。电影节主席罗贝尔-法弗尔-勒布雷是一个固执的家伙，执掌戛纳大印一直到1984年，他并不接受青年人的这一倡议。
结果如何，要看5月18日了。早上十点半，保卫电影资料委员会在让-考克托厅召开了会议，坐在台上的有特吕弗、戈达尔、勒鲁什、多米尼克·德鲁什、波兰斯基、马勒和亨利-阿勒康。戈达尔和特吕弗以全国电影协会的名义，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全体导演、制片人、影片经销商、演员、新闻工作者和在戛纳的评判委员会成员，与他们在国外的同事一道，用适当的方法，反对继续举行戛纳电影节，以表示与当前正在罢工罢课的工人和学生团结一致。
福尔曼听不太懂法语，眼前的一切都让他觉得荒唐，但是他举手发言说，“各位，我听不懂你们的话，因此不知是否该同意，但是，由于我非常钦佩和尊重你们，我要加入到你们中间去。”于是，《消防员舞会》取消参赛。随后勒鲁什也取消了和他有关的两部影片。大胡子路易·马勒是本次戛纳评委会的成员之一，非常冲动，他坚定地站在示威者一方，不断想要说服他人退出，穿着土耳其长衫的理查德·莱斯特接受了他的劝说，撤出《佩图利亚》，而罗曼·波兰斯基就没那么好脾气了，他骂道：“别给我来这套，我是从法西斯那边逃出来的，不赞成这种对人指手划脚的做法，去你的吧。”他的身后是罗贝尔-法弗尔-勒布雷主席，主席站在大厅里高声说法国对戛纳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权力，强烈要求放映正式参加评选的外国影片。举手表决后，大多数人赞成了放映影片，于是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的《强力薄荷糖》出现在了荧幕上。
绍拉一向喜欢做各种电影试验，以便找出办法来表达他对长枪党政府的强烈愤慨，如《流氓》、《狩猎》等等。此时的绍拉在革命情绪的催动下，几乎流下了眼泪，恳请不要放映他的影片。戈达尔大喊：“放映这部影片违背导演的心愿，电影属于制作者……”放映台上，混战发生了，有人争抢戈达尔的麦克风，特吕弗被当场掀翻，栽下舞台，闪关灯亮起，他的一只脚架在了正倒下的戈达尔的肩头！绍拉当时的情人，卓别林的女儿杰拉丁·卓别林冲上去合起台前的幕布，终于，放映被迫停止了。
第二天，法弗尔-勒布雷妥协了，他结束了这场抗争，记者招待会上，他面无表情地宣布“评委会已经不能履行职能了。” 之前，评委会的四位专业人士莫妮卡·维蒂、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特伦斯·扬递交了辞呈。而此时，银行关闭了、机场关闭了、火车也停开了，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随便弄到一辆小汽车离开戛纳。走不了的人只好围坐在各个酒吧里怀疑一切。
戛纳解散的第十天，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并以释放右翼分子萨兰将军为代价让40万右翼分子走上了街头支持他，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4个月后，华沙条约国的坦克碾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之梦，福尔曼带着他没能公映的《消防员舞会》再也回不去了，他来到美国，以一部《飞越疯人院》（1974）开始了新的事业，这部电影中对制度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了1968年的影子。事实上，1968年这个臭名昭著的电影节催生了一批最尖锐和最有价值的影片，贝尔托鲁奇这一年的《随波逐流的人》被科波拉、斯科塞斯和斯皮尔伯格这帮美国曾经的“电影小子”奉为唯一一部启蒙范本；曾经帮助起草“自由电影运动”的林赛·安德森1968年摄制的《如果》在翌年春天获得了金棕榈奖，意味着当时席卷欧洲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造反精神的合法化；《逍遥骑士》则预示了未来数十年美国独立制片的模式；而戈达尔和特吕弗的衣钵弟子波-维德伯格仍然在继续新浪潮的浪漫激情。各国电影中反对社会结构和政治陈词滥调的造反精神也许比1968年5月的那场红色的喧嚣更有杀伤力。这一年后，法国的电影史进入了下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