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归来》将于5月正式上映，陈凯歌的新片《道士下山》也预计将于贺岁档上映。两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旗帜人物，不约而同地在今年回归影坛，而这一年，距离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正好30年。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早已是另一番风景。应该怎样来评价第五代？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士生导师石川应本报之邀主持本期文艺圆桌，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绍谊共同展开话题讨论。其中，倪震是第五代的授业恩师，孙绍谊则于90年代初留学美国，在中美两国研究、教授文学和电影。石川认为，展开这次讨论的目的，并不在于为“第五代”做盖棺定论，而是在于借助这个话题，唤起回忆，激发思考，对30年来中国电影文化和市场的发展，进行一番重新的梳理和认识。
《红高粱》剧照主持嘉宾：石川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评论嘉宾：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孙绍谊上海戏剧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教授
《红高粱》就像一声吼叫，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的生存欲望和个体的生命意志。这种个人生命意识觉醒，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石川：1984年，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1985-1986年，吴子牛的《黑谷喋血》、陈凯歌的《大阅兵》、胡玫的《女儿楼》、田壮壮的《盗马贼》、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相继问世。短短两三年内，中国影坛被一拨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电影人搅得天翻地覆。当时有位老导演甚至感叹说：“看了他们的片子，今后都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从这一刻开始，“第五代”拔地而起，浓墨重彩地为中国电影描绘出一道绮丽多姿的文化风景。他们不仅成为华语电影的一面旗帜，同时，也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影坛占据了一席之地。30年弹指一挥间，而今蓦然回首，第五代已从当年黄土地上一群毛头小伙，变成了当今的影界大佬。而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不论张艺谋还是陈凯歌，也不再像80年代那样能够屡屡赢得观众的掌声与喝彩，相反，针对他们的批评之声，有时倒还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第五代”？请两位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学养和视角出发，就“第五代”的历史评价和文化地位，做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
倪震：我个人倾向从三方面来总结“第五代”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地位。
第一，“第五代”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形象，树立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大多是革命的、集体的、战斗的形象。但从“第五代”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个体的、关于生命的形象。《红高粱》就像一声吼叫，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的生存欲望和个体的生命意志。上世纪80年代时，把这称为“酒神精神”。它不是那种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式的陈述，它是大声嚷嚷，是痛快淋漓，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样的歇斯底里。这是经历了多年精神压抑的中国人，发自心底的呐喊，也是对生命意识的觉醒、体认、宣泄和张扬。我觉得，个人生命意识觉醒，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个人价值、个人经验越来越得到社会、集体的关注和尊重。这是中国电影在文化观念、在人的自我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第五代”电影又不是那种直接简单地为改革开放服务的电影，它不具有如此直白的政治功利性，它只是一种对人生命本能的宣泄。对于刚刚从“文革”十年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这就像是暴风骤雨后天空中出现的第一道霞光。
第二，在电影的艺术形式、美学思维上，“第五代”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一点与他们的前辈“第三代”、“第四代”有明显不同。从亚洲范围看，第五代美学形式上的跨越，可以和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电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韩国电影相提并论。正是有了“第五代”在美学形式上的创新和开拓，中国大陆的电影才可以和上世纪80年代香港“新浪潮”、台湾“新电影”、以及日、韩等国的新兴电影并肩而立，共同成为东方电影的代表。
这其中，尤以张艺谋的贡献最为突出。无论在叙事还是视觉风格上，他都创造了一种特别张扬、特别鲜亮、也特别极端化的电影风格。这种风格在《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以及后面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中都有一以贯之的体现。当然，陈凯歌、田壮壮，以及稍后的顾长卫也都有各自突出的艺术风格。他们共同把中国电影的形式美感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第三，“第五代”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关注和表达。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搜索》；顾长卫的《孔雀》、《立春》、《最爱》；侯咏的《茉莉花开》、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尹力的《云水谣》、《我的九月》等等。从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和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种种遭遇，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他们的命运、渴望和生命经验。这些影片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广度，是此前中国电影很难达到的。像顾长卫《立春》对基层女性经验的细致描绘，即使与当代中国文学相比也毫不逊色。今天，一讲到现实主义电影，人们谈论最多的首先是贾樟柯。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五代”电影所触及的现实问题，丝毫不亚于贾樟柯。
今天我们说“第五代”，不单单指那一批导演，更是指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国电影开始向市场化转型，之后的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已经需要另当别论。
《黄土地》剧照石川：倪震老师刚从个体价值、美学形式和现实关注三方面肯定了“第五代”的历史贡献。这当然是一种从中国文化内部来观察的视角，如果换成西方的视角，也许得出的结论会不完全一样。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显然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说。绍谊，你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如何来评价“第五代”的历史作用？
孙绍谊：我感觉，“第五代”的评价要分成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来论述，第一是“第五代”作为一个电影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大约持续了10年时间，这是“第五代”的黄金时代。我们今天说“第五代”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他们对于中国电影的推动应该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第五代”也逐渐转向商业电影。这以后的“第五代”，照我的看法，就要另当别论。因为它与此前作为一个文化运动主体的“第五代”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倪震：关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同样也把“第五代”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1993年，就是孙绍谊老师所说的，作为艺术创新运动意义上的“第五代”。这个阶段，无论是从主题或艺术风格上，“第五代”导演都有着某种共同的追求。第二阶段，以1993年为界，一方面受到电影市场化转型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第五代”开始出现分化，在主题表达、关心的社会与文化命题，以及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方面，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分别走上了各自的艺术创作道路。
这一点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这两个电影艺术运动非常相似。“新现实主义”运动是从1945年到1952年，“新浪潮”是从1958年到1963年。这以后，这两拨导演就各自发展了。1993年以后的“第五代”也是这样，分别走上自己的道路。过去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后第五代”，不把他们再纳入早期“第五代”的范畴。
从“第五代”开始，电影成为海外认识当代中国的一只望远镜。他们通过对中国电影的文本分析，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孙绍谊：那我回过头来说。在我看来，“第五代”的第一大贡献，是让中国电影走上了国际舞台。此前的中国电影，包括谢晋，80年代也拍过不少很好的电影，但国际上的认可度不够高。等到“第五代”出来，中国电影才真正打通了一条与世界电影对话的渠道。我想，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
“第五代”最早在国际上被认可，是1985年的香港影展。当时放映了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九月》。人家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大陆还有这么前卫的电影？这之后，《黄土地》就在夏威夷电影节上得到了一个国际奖。我记得当时电影学院的周传基教授与张艺谋在夏威夷有一个关于《黄土地》的对谈。很奇怪，陈凯歌并不在场，张艺谋那时还是摄影师，他却在。周传基说，腰鼓队那场戏，摄影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这种拍法，电影学院从来也没教过，你们怎么敢这样拍电影？
与陈凯歌相比，张艺谋在海外的影响更大些。像《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片子不断在国际影坛亮相，最终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让西方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我一直认为，只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才最有可能得到奥斯卡外语片奖。现在的华语片，包括《一代宗师》在内，其实都无法真正吸引好莱坞的注意力，因为它的独特性远远不如当时的张艺谋。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到洛杉矶一家艺术影院去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外面观众竟然排起了长队。这种情况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到现在为止，你问一般的美国观众，最熟悉的中国电影是哪些？他们往往会提到两类，一类是李连杰、成龙的功夫片，另一类就是张艺谋的影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当然也包括《英雄》。所以，我认为张艺谋至今依然是国际认可度最高的中国导演。他不仅把中国电影带到了国际影坛，更重要的是，他甚至能把中国电影普及到包括美国艺术影院在内的一些普通西方观众中去。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第五代”的出现，使中国电影研究成为了西方中国研究的一门显学。在我印象中，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关注、研究中国电影，是在90年代初。199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与政治》的学术论文集，我记得封面就是《一个和八个》的剧照。里面收录了美国学者研究“第五代”的文章，其中很多都是讨论《黄土地》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也出版过一本杂志，叫《东西方电影》，里面也刊登过大量关于中国电影和“第五代”、张艺谋的访谈和研究论文。
这以后，美国能看到的中国电影研究文献越来越多。其中被谈论最多、最热门的还是张艺谋，其次是陈凯歌，后来研究田壮壮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才华的华裔学者也相继脱颖而出，包括今天较知名的周蕾、张英进、丘静美、卢晓鹏等人，也包括台湾的焦雄屏。那时候她在美国，也是这批华裔学者中的一员。她回台湾以后，改行做了制片人，但也还在台湾的报刊上，用中文写了大量介绍大陆电影的文章。除此之外，也还有像尼克·布朗、毕克伟、裴开瑞、康浩这样一批非华裔的英语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历史。这些人在学术界也形成过很大声势，对于在国际上提振中国电影的知名度，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第五代”的另一大贡献，是促成了中西电影文化，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意义上展开对话。从那时候开始，美国高校里陆续开设了讲授中国电影的课程，也有更多其他领域的学者，把电影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只望远镜。他们通过对中国电影的文本分析，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今天回过头来看，没有“第五代”，这些对中国的关注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本文刊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