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电影的经验。很抱歉,两年前,我颈部动过一个手术,我的话有时会讲得比较 含糊一些,希望大家多点耐心。
吴宇森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喋血双雄》的一些经验。这可以说是我拍电影以来,拍得最潇洒的一部,也是我最满意的,虽说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理想,也起码有百分之九十,有要做的东西在这部电影里都有做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部电影把我带到好莱坞,让欧美电影人注意我吴宇森这个人。既然今天有很多媒体、老师、电影圈的朋友问我,怎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怎样让我们的电影走进世界,那我觉得《喋血双雄》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我也希望各位从电影的每个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平时不太擅于演讲,也不会为自己的电影做一些解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就像朋友一样谈话就好了。
我先讲一下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大概1993、1994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就卖给了一家好莱坞公司(哥伦比亚)的重拍版权,也是第一部卖给好莱坞重拍的(中国电影)。那个制片人就问我要剧本,我说,没关系呀,你只要用Steenback,一种剪辑机,把每个画面抄下来就是剧本了。因为我拍摄《喋血双雄》时是没有剧本的,甚至一个稍微完整的故事大纲都没有,只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一面拍一面写。当然,在拍摄前,整个电影都在我的脑海里边,甚至有很多对白,很多情节,都是在现场,我跟演员一起研究,跟徐克一起研究,或者是在拍的前一个晚上,我才把理想的戏写出来。结果,那个外国人就很惊讶,这么一个庞大复杂的电影,里面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剪接技巧,(没有剧本)我怎样去驾驭控制整个电影呢?
这大概是一种天分吧,我讲这样的话,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学电影了。其实我在香港拍的电影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剧本的,有的是只有一个分场大纲,《英雄本色》也是先有一个大纲,然后一面拍一面写的。
我们都怀念在八十年代新浪潮开始时,在香港的那个创作环境和氛围,都是非常自由的。由于新浪潮导演,像徐克、许鞍华、林岭东等等所有人,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导演,电影都很卖座,又有市场把握。那么,在投资方跟我们之前,都有一个信任,因为我们每部电影都有一个稳定的票房收入,还有,外部市场也相对比较稳定。所以,这也允许我们一面写剧本一面拍摄。我们在筹划电影的时候,也会计算出这个电影的回收会有多少。那个时候很好计算,因为外部市场仅限于外国唐人街的一些戏院,并不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发行。真正的国际性发行,就是从《喋血双雄》开始。所以有互相之间很强大的信任,在创作上我们也很能够发挥。拍完《英雄本色》之后,我觉得这还不是我理想的一部电影,当然我也很喜爱,但我真正想拍的是《喋血双雄》这样的电影。
这个电影的起源是,在六十年代,我很受西方电影,尤其是欧洲电影的影响,我对法国电影很入迷,尤其是专门拍犯罪电影的梅尔维尔,他拍过阿兰·德龙演的《独行杀手》,还有《红圈》(The Red Circle),他的电影我都好喜欢。在七十年代初,我也很崇拜马丁·斯科塞斯,那个时候,我也很爱看日本的警匪片。我想把我所有电影的最爱,和我曾经受过影响的电影,来放到一部戏里,所以产生要拍《喋血双雄》这样一个故事的想法。其实这个故事的来源,第一是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这个独行杀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夜总会里被一个黑人女歌手看到,而这个女歌手没有在警局指认他,这个杀手后来为了回报她,就为她牺牲了,是这样一个故事。另外,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看高仓健的电影,我忘了那个片名叫什么,在香港和澳门拍的,香港中文片名叫《双雄喋血记》,所以我后来用了《喋血双雄》这个名字。
当时在香港,你想拍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很难去跟投资方老板讲这样的概念:我要拍一个警探跟杀手的故事,这个警探要抓这个杀手,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杀手,他必须要进入这个世界,了解他才能够抓他,结果反而是那份了解,变成了惺惺相惜。你跟任何投资方讲这样的故事,他们会听不明白,很难想象这会是什么样的电影,但是还好我有一部《英雄本色》,那时候老板就以为我会拍一个《英雄本色》第三集。还好我的监制徐克,他非常明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跟他是最有默契的合作伙伴,他很支持我。那个时候,只是有这样一个构想,还没有剧本。我本来是想用新人,没有那么红的演员,因为要个人化,不是那么商业化的电影。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破全香港(票房)纪录的大导演,但是也很难开戏。因为《英雄本色》火了之后,全世界的片商都要周润发,那我的戏,如果没有周润发,就拍不成了,那时候就很沮丧。周润发是很讲义气的,他红到每天两三组戏同时拍,但他还是跟老板说,答应演出我这部戏,再加上李修贤和徐克,才有开拍这部戏的机会。
刚开始也没有剧本,也不知道故事接下来的发展会怎样,我觉得一个创作者,有时候浪漫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理解的。有个很有趣的事,我这个戏拍到一半,所有人都不知道是什么风格,故事讲的是什么。我鼓励大家出来创作的时候,要有一个创作的合作伙伴。那个时候,徐克做我的监制,我只是跟他讲一下我的构想,我说这个警探和杀手之间,除了惺惺相惜之外,还有一种互相敬重的体育精神,有一个竞赛。如果能够设计一场戏,在一个很热闹的、运动形式的地方进行暗杀场面,我相信气氛会蛮震撼的,也会有两个人之间互相较劲的感觉。在没写剧本前,正好是端午节,有龙舟的竞赛,我就马上请摄影师,搭两个摄影机,先去拍摄纪录片,不管故事的发展是什么,先把龙舟的镜头拍下来,到时候作为剪切的蒙太奇的应用,把龙舟拍完以后,才想故事, 才开始写分场大纲,一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开拍。所以我说到当时创作的自由度,就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