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拍摄出处女作《麦收》的徐童，就将视线放在社会底层人物身上，这部为他带来诸多麻烦的电影，却是当代纪录片中对鲜有人探知的底层人物的心灵生活状态，刻画得较为深入全面的一部。2009年他又拍摄了《算命》，以一位算命先生为主线，将很多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串连在一起。2011年的《老唐头》中主要人物与《算命》一脉相承，三部纪录片被评论界称之为"游民三部曲"，徐童则成为独立纪录片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算命》导演徐童与演员石珍珠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独立电影，自诞生到现在一直对底层人物也就是所谓的"游民"格外关注，徐童在接受IBTimes采访时表示，越是生活的艰难的人物越是透露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有时会触碰到敏感的边缘地带，但总有人应该站出来为那个阶层的人代言。
《麦收》惹来的"祸"
IBTimes中文网：据说你的第一部纪录片《麦收》为你带来一些麻烦？
徐童：《麦收》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面放映的时候，一些专门帮助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者（NGO），怀着正义的想法，在电影节上贴出告示，呼吁大家抵制《麦收》，抵制它放映。他们觉得这部电影会伤害了拍摄者。我当时觉得片子表达了一个真相，这很重要。但是这样一个好的愿望遭到抗议，最后造成该片不能在大陆放映。几个月后，在香港华语纪录片电影节上，NGO又在香港发出同样的抵制活动，愈演愈烈，声讨导演和电影节。我想，他们的抵制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就算你的初衷再正义，也不能损害到个体的利益。可问题是我们总无法避免这种伤害。就算不是特殊人群，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摄像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施暴。这既是纪录片的原罪，我将如何面对和呈现我的拍摄者？怎么让片子生长，延续下去？就像麦子，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长"出来。
纪录片的真实
IBTimes中文网：纪录片都会遇到真实所能达到的界限问题，也就是你所谓的纪录片的原罪，你找到了怎样的解决办法？
徐童：从《麦收》之后，我想我需要一个合作的人物。一粒"种子"。他应当愿意拍摄自己的故事，愿意作为自己那个阶层的人代言。这应该是一种自觉，一种觉悟。作为种子选手，他本身就是那样的，自然而然的破土发芽，自我发出声音来。这要靠点运气，靠老天，靠点缘分。结果她就来了，在拍摄《算命》时认识了唐小雁。经过半年的拍摄，这个人物一步步丰满起来。她说她愿意站出来，去呈现她那个阶层所有的真实生活。她帮我穿针引线，认识了很多人。她和我一起去参加了东京、首尔、荷兰、瑞典等地的电影节，参加了不少映后的交流活动。她的合作，让我可以回敬那些质疑。她的参与方式表明，拍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它是需要时间浸泡出来的。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后来，我不被纪录片的原罪纠结了，而是尝试和拍摄的主要人物建立起合作的关系，一起去走完一段生活。
《麦收》海报哀而不伤的表达
IBTimes中文网：为什么一直将视线和讲述的焦点聚焦在"游民"的身上？
徐童：处于社会边缘的、灰暗地带的人，生活处于困境，甚至艰险。越是这样，活得越顽强。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在潜意识里活下去的强烈欲望，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受得到。底层的求生欲望，无所顾忌，难分善恶，无坚不摧。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甚至宗教状况下，你都抑制不了它。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扎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像有位大师说的：政治与宗教，两者都斗不过潜意识的定律，只好臣服。这是弗洛伊德在100年前说的。所以，他们这么强大，这么根深蒂固，就没有理由不表现出来乐观了。一种不堪的境遇里的自我排解，自我娱乐，自我宣泄，自我解放。所以，我的片子总是倾向于哀而不伤的表达。
《麦收》中运用了频繁交叉剪辑的段落，《算命》中运用传统文学中章回体的叙事方式，《老唐头》则是将主人公的回忆性采访和当下的生活交相呈现。看过徐童纪录片的观众都反应，徐童是一位善于讲述故事的纪录片导演，不同于其他纪录片导演，看徐童的电影不会闷，总会有一条线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他对IBTimes中文网说，讲故事是表达社会真实性的一种选择，"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
IBTimes中文网：尽管你拍摄的是纪录片，但是观众依旧能从你的纪录片中感受到非常强的故事性，你怎么看待故事性和纪录片的记录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徐童：人说电影有两种：一是讲故事，二是拍状态。我觉得不论什么样的电影，故事都是非常重要，它是你所有要表达的东西的载体，通过故事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而且，游民的大部分生活都像故事一样，你拿个摄像机对准一个人，一段故事就来了。相反回避故事就是回避一种现实。或者，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完成叙事。根本就不会讲故事。这是作为导演的一个缺憾，缺少了一个表达真实的方法。讲故事是个古老的技术，最见功底。另外，故事也最有世俗感，很民间，很有野蛮性。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甚至有点反智。因为它不是结构出来的，它很感性，很直觉，很贴近身体。这些东西，恰巧很对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我所钟情的游民生活状态。所以，在我这里，这不是一个个人美学喜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需要故事、尤其是来自于民间的叙事。这是表达社会真实的一个必然选择。
《算命》工作照IBTimes中文网：除了故事性，你的纪录片还是非常注重结构性的。
徐童：这些都不是刻意安排的，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生活本身就有故事，本身有结构，到了纪录片中就拟仿出来的。《算命》通过章回体来讲故事，分块，阅读起来更清晰一些。算命是中国古老的手艺，在民间不断流传，所以我借鉴传统文学，像《水浒传》的章回体的结构方式，挺合适的。你看片中那些人的生活就是一折一折的，像章回体一般。所以这不是发明，生活里面都有，传统里头更有。只可惜我们都丢了，好像什么都是创新的好。有本事，你先创新一个不一样的活法，再去表达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不是语言改变了现实，而是现实迫使语言必须做出调整。现实构成了个体表达的欲望。
IBTimes中文网：据说你当时准备给《老唐头》筹资一百万美元，这对于纪录片是天价了。
徐童：当时想法比较大，想把老唐头的回忆都演出来给观众看，把故事还原出来，比较直观，避免一个人坐在那老是说。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口述历史的片子，我不想当个档案收集者，档案保管员。最后，还是资金不到位，国内的情况就这样，主流媒体当然有那些钱的，拍的很烂；独立的没门儿。釜山电影节和上海电视台加起来给了16万，这笔钱多一半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拍完了《老唐头》。老唐头讲述出来的那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以后有一天有投资了，我还想把这些故事写成剧本，拍成故事片。
IBTimes中文网：没有了审查制度的限制，那是不是意味着独立电影的拍摄就不受限制了？
徐童：当然少一个限制就会好一大块，自由一大块。不过，人到什么时候都是有局限的，人是尚未完成的动物。认识的局限，自我屏蔽，自我审查，都会时刻限制我们的表达自由。独立导演有时也是井底之蛙。
一年的放映场次，从国内到国外几十场不过百场，每场放映的商业收入几百元。这便是大多数中国独立纪录片拍摄出来后的遭遇。就像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中所记录的游民生活，没有固定的户口，没有养老保险，很多纪录片导演本身就是游民。徐童对IBTimes中文网说道："他们的生活得像所有的北漂一样，有的拍一两部迫于经济压力就没法坚持下去了。早期我也是借房子、租房子住，一年搬两回家很正常。"
《老唐头》工作照IBTimes中文网：《老唐头》获得了釜山电影节以及上海电视台的支持，但是一般来说纪录片的筹资和资金的回收还是个大问题吧？
徐童：除了《老唐头》，其他的片子都是自掏腰包。《麦收》比较幸运，在首尔电影节获得一等奖，奖金12万元人民币。钱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拿去拍《算命》。这是奖金最多的一次。不幸的是去年听说这个身边的电影节也倒闭了，出资方不给钱了。首尔电影节在我起步阶段给了巨大的帮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它。资金回收肯定是个问题，国际电影节的支持都是凤毛麟角的，放映和收藏也是非常少的，比如像美国的大学的收藏，一般是300到500一张DVD。因为是教育版，不是大面积的发行，数量又非常有限。所以，独立纪录片几乎没有资金来源，更谈不上市场和良性循环。我这几年也靠朋友的个人支持才能完成创作，借此机会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独立纪录片大多数是在贫困的状况下拍摄的，几乎谈不上什么制作了。这种粗糙的质感恰巧对应了我们粗糙的现实生活。所以美学不是空想出来的，是现实条件逼出来的。
IBTimes中文网：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纪录片导演的资金回收是很大的问题，经济收益方面几乎是没有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内？
徐童：其实谈不上坚持，这本来就是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习惯了。相反如果让我换个活法，那才是坚持呢，比坚持还难，是煎熬了。我满足这样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纪录片拍摄，如果离开了现在的生活，源泉也没了。拍纪录片就是自愿的一个事，就尽量不往钱和市场上想，一想就太悲观了。力所能及的找到些资金，找到设备，把我朋友们的故事一直说下去。
IBTimes中文网：有没有想过以后进入所谓的"体制内"？
徐童：那肯定是一种煎熬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扛不住。不过，对话甚至合作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扩大社会对影片的认识。
《老唐头》工作照IBTimes中文网：我曾经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看过你的纪录片放映，艺术影院的放映活动仍旧是独立导演们传达声音的主要舞台吗？
徐童：主要的放映场所就是国内外的电影节、影展，民间组织的放映。国内的放映活动很不稳定，像游击队。尤伦斯的艺术电影的常规放映也取消了。国外这方面是很成熟的。2010年我去东京参加一个影展，在一个常年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里放映《算命》，卖票，100多个座位全满，还要在后排加座。影院很古朴，常年只放艺术电影，叫艺术院线。人家有这样的地方，也有这样一群观众，这么一个传统。
IBTimes中文网：分级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徐童：可能分级会有改善，但分级不是一剂良药就能治百病，关键还是内容，走一步算一步吧。内容上犯忌讳的片子分了级就能放吗？我不抱什么希望。一个作者也力所不能及。不管到什么时候，拍下去都是个人的本分，独立的发出声音，自然会有一批独立的观众。这本身就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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